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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惜别》:这不是关于个人的回忆录(答《深圳晚报》问)  

2014-08-22 13:47: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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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促使您写下这本书的原因除了母亲的去世,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止庵:这本书有两个内容:一是写“生”,我母亲生前最后二十多年的普通生活,那是一种很有意味、过得很好的既平凡又精致的生活:做菜、养花、编织、看书、看电影,等等。我读过的很多文学作品大都是写的是非凡故事,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少有人写,印象中只有福楼拜的短篇小说《一颗淳朴的心》例外,现在我想写的也是这个。我母亲的这种富有魅力的普通生活因为她的死亡而截止,不再存在。我觉得不记录下来就真的烟消云散了。人们往往在死亡的观照下,才能更深切体会到生活的意味。从这点出发,我对“生死”有很多感悟,这是第二个内容。

深圳晚报:书名《惜别》听上去很伤感。

止庵:起这个书名,我既是惋惜母亲的离去,也是惋惜她曾有的生活之不复存在。这惜也可以说是痛惜,但我写出来的时候,痛的成分没那么大,更多的则是惜的成分,我是隔着生死的界线去看曾经存在的生者。《庄子》中提到“苦死者”,人死了其实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还拿他当个“者”来“苦”呢?这是因为他刚离去,我们还能体会这个刚刚离去的人的情感。

深圳晚报:我读这本书的第一感受是,这是一本很悲伤的书。

止庵:我母亲三年半前去世,那之后我的日记每天都写得很长,记录自己的感想。中间我又收到我姐姐从美国寄来的母亲以前写给她的信件。我母亲给她写了十年的信,每次都是四页A4纸,正反两面都写,字很小,密密麻麻,四页纸放在信封里不超重。我整理后装满了十二个文件夹,大概两千页。另外我母亲生病后开始写日记,一共写了七本。我母亲的信件、日记和我自己的日记构成了我写这本书的素材。但我自己日记的内容都重新写过了,因为写日记是“现在进行时”,但你现在看到的书则是“过去时”的。我觉得像书中所呈现的那种隔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感觉才对。我作为作者,首先要为作为读者的我所接受。但是书中我母亲的书信、日记,我都采取直接引用方式,因为这是为死亡所隔绝、所阻断的她的生活,如果改成我的叙述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深圳晚报:看得出来,您在写作时对母亲去世那种悲伤心情的克制。是您刻意为之吗?

止庵:从我个人的阅读和写作的审美尺度考虑,分寸感很重要,我不喜欢个人情绪太浓烈太夸张的作品。我母亲去世了,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哀伤的事。但说到底,这也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有很多朋友对我说“节哀顺变”,但事实上这种哀伤只能我一个人独自承受。我不该也不能将本来只有自己承受的事情写出来让读者去承受。我在阅读时不喜欢看这样的作品,所以也不会这么去写。如果感情有七分,不能写到十分,写出三四分来就够了。如果硬给写到十分,那就让人反感了。

深圳晚报:除了悲伤,您在书中着墨更多的是对“生死的感悟。

止庵:每个人将来都会遇到这么一天,生离死别是一代代人这样过来的。我想通过这本书,思考一个生死到底是怎么一会事,梳理清中国人从古到今固有的生死观。反观过去,现在我们对待死者的态度显得有点草率。其实生者对待死者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生者对自己生存的态度。

深圳晚报:从书的章节标题来看,“存在与不存在”、“曾经存在”、“不存在之后的存在”,好像都是围绕“存在”或“不存在”。请问您如何看待“存在”和“不存在”?

止庵: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以前当过医生,我是不相信人死灵魂不灭的。人们可以编出很多种关于人死亡以后的说法来安慰自己。我的朋友史铁生去世时,有很多他的悼念文章就写,他去往天国了。但在我看来,假如真的如此,那我们还哀伤什么呢。在我看来,生是存在,死是不存在,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星期,我去深圳参加十大好书评选,事先已经定好,没法推掉。但我心里很悲伤。马家辉就劝我,不要再住在原来那个房子里,赶紧搬个地方。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是又想:我们面对死者,有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时间终将使我们接受事实。

深圳晚报:这本书的结构也很特别,您有何用意?

止庵:这本书的结构我想了很长时间。书中第一部分是写我对生死的看法、态度,第二部分是写我母亲生前的日常生活。曾有朋友建议更换一下顺序,以便于阅读。但我认为,我只有把自己对生死的态度,也就是“存在与不存在”,说清楚了,才能谈“曾经存在”。前一部分没有共鸣,对于读者而言就不知道后一部分的个人化生活你在写些什么。

深圳晚报:讲讲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止庵:这本书我写了两年。写完第一部分后,我停了半年,开始写第二部分。这部分是材料在先,应该很容易写。但我的初衷不是写一部回忆录或写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想呈现的是,我母亲曾经的生活——我希望这才是这本书与读者达到共鸣的地方。这个就很难写了,反复考虑,才写出来。以下的几部分就很容易写了。

深圳晚报:您在书中写了很多作品中有关“生死”表述的部分。这些是您在母亲去世后刻意搜集作品来读的吗?

止庵:并没有刻意去读。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关于“生死”就有不少想法。你在我书中看到不少书籍中的“生死”表述,其中中国书的部分,《庄子》、《论语》、《礼记》这些都是我之前看过的。至于那些外国作品,有的是过去看的,现在想起来了,有的是这两三年随便看的,但在没经历母亲去世这件事以前,我可能就不大留意到那些句子,但之后看到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北村薰《漂逝的纸偶》写道:“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我读到觉得触目惊心,跟我当下的感受完全一样。

深圳晚报:写完这本书后,您对母亲去世的那种悲伤情绪是否缓和了一些?

止庵:我原以为我把东西写下来可以解决一点问题,但写完后我才发现,那些哀伤情绪并没有交付出去,问题没有解决。只有时间能让我慢慢习惯,最终将母亲的死亡变成一个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和生活之后,才能走出来吧。

深圳晚报:您之前也编了很多书、人物传记、书评之类,但《惜别》是您第一本相对私人化的图书。请问在写作上,您对这本书投入的感情会和之前那些书有所差别吗?

止庵:坦白讲,其实一样的地方更多。刚刚提到我对于阅读和写作的基本态度,不喜欢个人情感过于夸张的描写。事实的夸张已经很让别人接受不了,情感的夸张尤其让人忍受不了。但我得承认,相比我以前理性的书写,这本书更感性,很多情绪更多是从感性部分去把握。比如会写到记忆或情感地标,想起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之前也写过感性的文章,例如《如面谈》的第一部分。但我感性的文章不多,这要真有感情才能写,写的时候还要把握好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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