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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普通读者   

2013-07-30 21:3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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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天逛书展,我对同行的朋友说,如今出版繁荣,真非昔日可比,假若一位家长去到一家较大的书店,譬如北京的三联、万圣,大约能挑选出适合自家孩子一生阅读的书。这话只说到一半,接下来该说我本人可没赶上这样的好事儿。并不是缺乏关爱,“文革”乍起,红卫兵抄走我家藏书,母亲还偷偷为我藏起几本,现在记得的有《十万个为什么》《洋葱头历险记》《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盖达尔选集》《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然而光这些不够我读的,再说后来想读点别的,母亲可就没办法了。

  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处于对书的饥渴之中。只好找到什么读什么,而更多时候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人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适合他的读物,在我却前后颠倒。上初中时我已经看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和《演员创造角色》,可是直到十九岁才读《鲁滨孙漂流记》,二十三岁才读《巨人传》。至于该读而不曾读的书就太多了。但又看了不知多少毫无价值的东西,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小说,还有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十之八九我都看过,不啻白白浪费时间。有朋友很重视“童年记忆”,对自己早先看过的书或电影念念不忘,一进碟店就找什么《地道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对此我不以为然。

  当年好书难得,偶尔到手,一读再读。譬如《水浒》我就读过二十几遍。书中一百零八将的星宿、绰号,都能背诵;哪位好汉在哪一回登场,谁引出他,他又引出谁,也记得清楚。父亲赋闲在家,以教我们兄弟姐妹写作为娱,常常提及《水浒》,讲的却是别的一些东西。他以误入白虎堂、火烧草料场和杀阎婆惜这几段为例,分析小说的情节;讲到手法和语言时,火烧草料场中“火盆”、“絮被”、“花枪”等关键细节,以及“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那雪下得正紧”之类句子,都被一再提起。后来我读金圣叹批《水浒》,处处都有心得,父亲当初所讲与此好有一比。父亲分析唐诗同样详尽,举凡炼字炼句之处,都要我们认真揣摩。此系承袭古人诗话、词话的传统,这类书父亲素所爱读,我自己以后也很喜欢。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

  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前几天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远书》所收我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最多的正是此事。

  对我来说,读书如此,把读书所得写下来同样如此。其间只有两点差别:第一,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第二,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有些书平生最爱,所受影响亦巨,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拘长短我都读过,有的不止一遍,迄今却未写过任何文章,因为我想的尚不周全。又如卡夫卡,想法倒是够写一篇文章了,可要动笔的话,还得找时间把他的作品再读一遍。再如去年有人约我谈谈《呼啸山庄》,这是个好题目,又正可藉此重读该书,但也迟迟不能动笔,因为看过相关评论,感到要想说出新意并非易事。笔记已写了两万多字,估计成文也不过三五千字罢。与那些通常称作“书评”的短文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所著《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用心可能多些,所得可能也多些。《庄子》和《老子》皆为经典,一两千年来注疏无数,但未必就把话都说尽了,也还由得我们开口。且各举一例。

  《庄子?养生主》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一节,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二句,郭象《庄子注》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以后注家多从此说,譬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即云:“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到刑戮之害。”然而遍观全书,作者何尝有“为善”、“为恶”之意,而且小心计算分寸,无些子境界。在我看来,还以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成理:“夫有为俗学,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恶。故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也就是说,两个“无”字作“无不”解。我的解说即基于此:“‘吾生也有涯’是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前提,本身无以改变,但却可以引出两个方向。庄学就是由此展开其思考,所以说这也是庄学的前提罢。一个方向是‘殆已’,‘殆而已矣’,是更其‘有涯’;另一个方向则是‘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让人生能充满它的‘涯’,最大程度地减少限制。而方向的取舍,差不多即是庄学之为庄学了。关键是在与‘知’的关系,也就是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然后才是怎么做法。‘知’并不只当一般知识讲的,最主要的还是‘善’、‘恶’这类社会意识……在庄学看来,善与恶同为社会意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名无非是另外一种刑而已。为善即以善为方向的人生,遵从社会道德;为恶即以恶为方向的人生,背离社会道德,如果不以社会而以自我为出发点,则其实都是一码事。在‘善’、‘恶’、‘名’、‘刑’等等范畴里,人都失去了自我,‘无涯’的这些‘知’要把本来就‘有涯’的人生给吞吃了。所以应该拒绝‘善’、‘恶’、‘名’、‘刑’,跳出它们所做成的那个秩序,另外走一条顺乎自然、保全自我的路,这就是‘缘督以为经’。简而言之,就是不做社会的人。”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大家念得顺口,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倡言:“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论家多因循之。然而如此“名”与“道”岂不同样重要了,通读《老子》当知,在作者看来惟有“道”才至高无上,“名”何曾有此地位。《老子》有超越“可道”之“道”的“常道”这一概念(如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却从未出现超越“可名”之“名”的“常名”的概念。书中每言及“名”,均在认识或表象层次,不在本质层次,即不“常”也。更标举“无名”以形容“道”(前引第三十二章如是,第三十七章亦云:“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又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第一章下文“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然后“有名”,“名”非始终存在,亦即否定“常名”)。在我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实为假设复句(“如果……就……”),“名可名,非常名”实为因果复句(“因为……所以……”),前一句是说“道”有“常道”,后一句是说“名”无“常名”。也就是说,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名可名,非常名”说的乃是“道可道”后面那个“道”字。“可道”,也就是“名”。

  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最近重读《论语》,打算写本小书。这里也来举个例子。牛泽群著《论语札记》颇多创见,但亦有令人不能信服之处。如针对《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云:“‘不违,如愚’,似反见孔子喜人问难之常,然而《论语》一书所记,凡有弟子问难,多遭斥诃,如宰我、子路等,虽尝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见师之滨于浅涸,亦未废师之贬讥也。知实喜‘不违’而能‘反’、能‘发’者,孔子于门生中最喜颜回,推之誉之,特立于众,当时无辈,殁后绝伦,然未足以闻其名归之实至者,恐职由于此。”然而倘若结合《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一章来看,当知孔子意思,从学生一方面考虑,喜欢“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从自己一方面考虑,则以“终日不违,如愚”、“于吾言无所不说”为憾,盖此“非助我者也”,所希望的还是学生能够问难,以激发自己的想法。《为政》此章,还可与同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相参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即是“思”,“罔”、“愚”则实为一事。又《雍也》篇云:“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好学”,即“学”而“思”,即“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学而不思”,谈不上“好学”。

  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伍尔夫说:“我有时这样遐想:当世界审判日最终来临,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此刻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王冠、桂冠以及永久地镂刻在不会磨灭的大理石上的名字。而当万能的主看见我们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会转向圣?彼得,不无妒意地说:‘看啊,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奖赏。他们热爱读书’”(《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此语稍嫌夸张,但我还是觉得能够理解。回顾平生,读书未必使我高尚,但至少使我不堕落;未必使我广博,但至少使我不狭隘;未必使我更有力量,但至少使我不随波逐流。伍尔夫说:“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匆忙、肤浅、不准确,时而抓一首诗,时而捡一块旧材料,不管在哪里找到,也不管它的性质,只要能满足他的意图,充实他的结构。他作为批评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普通读者》)。她将自己的评论集取名“普通读者”,实乃谦词;我却颇愿以此自居。虽然我曾讲,像《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文章,我要能写出一篇就心满意足了。


(2008年作,收《茶店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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