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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2010-10-19 20:5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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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读传记,但买这类书的时候,凡带有不注明出处的对话或“他想……”的,比如大名鼎鼎的欧文·斯通写的那些,我一律不要。这就是我对所谓“传记文学”的态度。赶到自己动手写传记了,当然要守这规矩,我在《周作人传》序言中说:“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一言以蔽之,“传记文学”怎么写,我就不怎么写。即使“文学的味道很少”、“比较枯燥”,也无所谓。

类似意见前人早已说过。诸如《左传》、《史记》,均曾因此被论者指摘。钱锺书《管锥编》云:“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这番话正是在批评“传记文学”。钱氏所云“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见《左传》:“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这篇已被收入中学课本,我见过一份“教案”,倒是注意到了问题所在:“鉏麑当时就死了,死前的内心独白从何而知?”然而所预备的解答却是:“‘悬揣’——根据当时的情境、事情的结果和人物的性格行为进行的合理想象。符合人物性格,合理解释结果,非但不觉得失实,反而有历史‘带入感’。”为师这样讲解文章,不啻误人子弟。

“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小则添加,大则编造,均系钱氏所云“想当然耳”。既是想象,就不能当作事实来写,其间没有合理不合理之分。友人谢其章尝云,所见三种周作人传,都写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周作人在家中被捕一事。其中拙著引述了一句话:“当军警用枪械对着周命令周就逮时,周还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注明出自一九八二年《文化文料》第三期所载张琦翔《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一文。另外两种用的是同一材料,但其一写作:当枪口对准周作人要他就范时,他只站起来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跟着军警走了。其一写作:当军警的枪口对着他要他就范时,他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谢君问:“周作人的‘站起来’和‘嘟囔’,有出处吗?”此等“添笔”,无非搀杂进一种主观倾向性而已

传记文学,换个名目就是“演义”。其弊害即如章学诚《丙辰札记》所批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以假充真,进而以假乱真。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

前引“教案”提到“悬揣”,“揣”自难免,唯不宜“悬”——传记作者所作推测,一定要有事实依据。也来举个例子。有种周作人传谈及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传主仍继续写作时有云:“八月二十六日写的‘小文’是《曲庵的尺牍》,在此之前,已经写有《饼斋的尺牍》与《实庵的尺牍》,这是第三篇。大概写文章也是‘山穷水尽’,无材料可写,只得抄抄亡友的来信卖钱了,其经济与精神的窘迫如此,是可叹的。……几天以后,又写了一篇《凡人的信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周作人都能写作,这是他的特别勤勉处,也是一种特殊本领。也许是经济压力所致?那就有些可悲了。”这里提到“经济压迫”,周作人当时日记确有变卖家什的记载;但查与周氏有些关系的杂志,如《古今》、《中和》、《求是》、《天地》、《逸文》、《留日同学会季刊》、《读书》、《同声》、《文史》、《风雨谈》、《杂志》等,从一九四四年末至抗战胜利,陆续停办;其自家主编的《艺文杂志》,也于一九四五年五月终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杂志》第十五卷第五期所载《无声老母的信息》(署名十堂),七月十五日《女声》第四卷第二期所载《佐藤女士的事》(署名知堂),是周作人这一时期最后发表的作品。抗战胜利至周氏被捕,他所写文章现存八篇,都是未刊稿,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分别收入《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既然无从刊布,如何藉此“卖钱”;作者感慨“精神的窘迫”“可叹”、“可悲”,也就没有由头了。

我曾写文章说,传记写作,以下几点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观念;(三)切入角度与剪裁;(四)文笔。盖后三项皆以第一项为基础,而这正是我写《周作人传》的困难之处。我在序言中说:“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这里略作解释。

周作人的日记,从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八日写起,至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绝笔。中间有些年份,如赴日留学和在北京、南京入狱期间,未记日记;有些年份的日记遗失,如一九四四年的一册,周氏六十年代曾寄香港鲍耀明一阅,鲍未收到。周作人说:“日记未寄到,此亦是过信邮局之失,以为不挂号也可寄到,但遗失了也就找不到,只得算了。”(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致鲍耀明)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不同年份详略不等,即以有无日记参考之故。即以一九四四年而论,这年三月十五日周氏发出针对沈启无的《破门声明》,而据纪果庵《北游记》(载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古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正月初二(阳历一月二十六日)沈氏尚到周家拜年,其间二人关系演变过程,倘有日记,我们或许能多了解一些。现存周作人现存周氏日记共五十几册,公开印行的只到一九三四年为止,大约一半样子。几年前有家出版社计划全部影印出版,惜事不果行。

周作人自己所编《周作人书信》,“信”的部分只收录了致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的七十七通。周氏身后有《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太平洋图书公司,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曹通信集》(南天书业公司,一九七三年八月)、《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周作人晚年书信》(真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十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周作人·松枝茂夫往来书简》(早稻田商学同攻会,二○○七年三月至二○○八年九月)等书出版,去其重复,周作人书信共有约一千通,只占其一生所写之一小部分。据周黎庵、张中行、邓云乡、张铁铮、孙旭升等人回忆,所藏知堂信札少则数十,多至二百,均在“文革”时烧掉。另外有些尚未发表,有些散见于报刊书籍。我写《周作人传》,有关一九三九年元旦遇刺事件,最初引用的是《知堂回想录》中所说;后来在虞山平衡编《作家书简》(上海万象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二月)中看到周作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致陶亢德信影印件,言及此事,内容虽出入不大,却有当下记载与后来回忆之别,于是趁重印的机会,换用了这一材料。至于周作人所得来信,《回望周作人》丛书之《致周作人》一册,收录三百余通。周氏家属处尚存约两万通,据说正在整理,如能出版,将大有益于周氏生平研究。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收入周作人在南京法庭受审的材料计二十六件,约五万字。周氏的档案并不止这些。据周作人日记,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八时半派出所人又同去,令写自传,约以一星期。”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霁,写自传大略了,共十六纸。令丰一略一看。”十月二日:“上午派出所人来取所写文去,属更写材料。”十二月一日:“上午派出所人来取前所写材料去。”十二月五日:“七下午写关于解放后来访日本人材料三纸。”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有王某来了解华北政务委员会事,令写材料,实在乃是意在王荫泰也。”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不工作,写材料共三纸。……王某来取所写材料去。”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民警岳同志来谈,属写‘计画’,约二三日后再看。”十二月二十九日:“民警岳来,招赴午后集会。下午一时半至公用库食堂,成立监督小组事,组长张桂英也。”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写声明文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另抄声明,拟予佟韦一阅也。午抄了,下午往街寄佟韦信。”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往街寄……派出所岳兴信。”这些材料,今均不知存诸何处。又周氏晚年数度往北京市法院应传问话,当有笔录,但亦无从查阅。

前几年出版的《回望周作人》丛书,正如编者所云:“研究者目前还看不到一些很重要的资料,……即如有些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等,寻找颇不易,外文的资料翻译成中文的又不多,而有些资料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若论参考价值,散见于中国和日本报刊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等要胜过当时评论文章,先前评论文章又要胜过后来评论文章。而遍观《回望周作人》八册,恰恰是近一二十年之作比例偏大,挤占了原始资料的位置。譬如我曾见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大阪朝日新闻》一则题为《周作人氏遭狙击未遂仅是车夫即死》的报道(张铁荣译),即为该丛书所失收,此乃关于一九三九年元旦遇刺事件的最早文字记载,正可据以核实后来外间各种说法。

朱正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向来颇受重视,此书主要是针对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而其他有关鲁迅之作亦不乏需要正误者。回忆周作人的文章数量相对较少,错谬之处却恐怕更多,也有待于订正。说老实话,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此认真下过朱氏那样一番功夫。所以我说,写《周作人传》材料一方面不敷使用,一方面又不敢尽用。譬如有论家看到《司徒雷登日记》(黄山书社,二○○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一则:“杨兆龙告诉我说周作人已得到程潜和其他高级官员颁下的命令而获得赦免了,因为当年周氏也曾为这班官员向日方求过情,只要日方战胜的话是不成问题的。”遂以为“在周作人研究中,这条史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按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监狱奉令疏散犯人,判除有期徒刑者准予交保释放。周作人刑期十年,在保释之列,并非“获得赦免”。仅此一点,即可证明杨兆龙所言之不属实;至于除“周作人和程潜是同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外,二人之间究竟有无关系,乃至抗战时期程潜等是否需要通过周作人代向日方求情,周作人又能否做成此事,更其可疑。纵如论家所说:“司徒雷登和杨兆龙都不是一般人物,特别是司徒雷登,他把一种听来的说法记在自己的日记中,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判断,杨兆龙愿意把一种传言告诉司徒雷登,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判断”,我也不敢采信。

国外好的传记作品近年来翻译过来不少。即以作家传记而论,举如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等,皆为我所钦佩。前一种如作者所说,“本书是第一本利用彼得·戴维森所编巨著《奥威尔全集》(一九九八年出版,二十卷,八千页)中丰富的文学和文献资料写出的奥威尔传记”,“我自己的研究和采访,以及利用伦敦的奥威尔档案库中未发表的资料揭示了一些新情况”;后一种则如译者所说,“本书引证的资料之丰赡和翔实,已使它成为研究尤瑟纳尔必备的参考书”。我的理想是也能写出一本这样的《周作人传》。然而光是材料一项,已使这一目标遥不可及。前面我提到种种困难,有些我愿贡献一己之力,有些则非个人所能做到,但是即便都予解决,所得材料仍然未必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作品。就目下而言,我这本书也只能如自家所许:“容有空白,却无造作。”我希望能够搜集到更多材料,以后出个增订本。

其他中国作家的情况,其实相去不远。鲁迅也许是例外,因为早已成立了几处纪念馆、博物馆,还有不少专门的研究者,但是就迄今为止公表出来的生平材料来看,离写成迈耶斯和萨维诺那样水准的传记作品差得还远,说来我们也的确从来没有一部内容详备的《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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