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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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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鲁迅与朱安  

2010-05-22 15:1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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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安去世前一日,对前来探访的南京《新民报》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这是朱安一生中唯一一次公开谈论她与鲁迅的关系。这一关系,前后可以分成五期:

一九○六夏秋间鲁迅奉母命与朱安完婚,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安随周氏家族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为第一期。十三年中,婚后四日即重赴日本的鲁迅,后来只在一九○九年八月至九月和一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一二年二月在绍兴家中居住。

周氏阖家迁入八道湾,至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为第二期。荆有麟四十年代初所著《鲁迅回忆断片》说:“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在北平所表现的,却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

鲁、朱迁居砖塔胡同,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离京南下,为第三期。八道湾是较大的宅子,二人分住前中两院,无须朝夕相对。及至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夫妇搬到砖塔胡同,住处逼仄;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也不宽敞,这段时间才如荆有麟所说:“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据他介绍:“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又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朱安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则说,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

鲁迅南下,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他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为第四期。其间鲁、朱不曾见面。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为第五期。鲁迅曾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三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三十日回京探亲,住在西三条,情形当与第三期相同。

然而若对照着看鲁迅的创作史,却颇有意思。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自许“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而论,则《呐喊》前五篇,作于第一期;《呐喊》后十篇(其中《不周山》后抽出,改名《补天》,收《故事新编》),作于第二期;第三期,作《彷徨》全部、《野草》(除《题辞》外)和《朝花夕拾》前五篇;第四期,作《朝花夕拾》后五篇、《故事新编》两篇;第五期,作《故事新编》五篇。如此算来,鲁迅大约一半的创作完成于荆氏所谓“太怕人了”的三年里。这段时间,鲁迅还写了《坟》之大部(从《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起共十七篇)、《华盖集》全部和《华盖集续编》之大部(除《上海通信》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六篇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和望·蔼覃的《小约翰》(初稿)整理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和《小说旧闻钞》重新校订了《嵇康集》。这说得上是思想家、作家和学者鲁迅毕生最辉煌的时期。

荆有麟是最早将鲁迅的创作与鲁迅的生活——尤其是与朱安的关系——联系起来的论者,他说:“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者,那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临死前数年,对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对于社会之开辟新路,谁又能说,与那有前进思想,又能诚恳工作的许广平,毫无关系呢?而先生本身,在绝望的家中同在有希望的家中的生活,那意义,也就不很相同吧?”针对自己的创作,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他只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写了《非攻》,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写了《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均非精彩之作,《〈故事新编〉序言》中“速写居多”的自我批评,即针对这成于“有希望的家中”的几篇而言。而同为小说创作,他对在“绝望的家中”写出的《彷徨》感觉要好得多,认为“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在《〈自选集〉自序》中则自许“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

荆有麟感叹:“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不妨反过来讲,因为鲁迅有着这样的“婚姻同家庭生活”,所以他笔下的“‘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正如荆有麟所说:“因为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凄惶成分。”

近读乔丽华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12月第一版),作者引用了鲁迅《寡妇主义》中的话:“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继而指出:“鲁迅对独身者的变态心理看得这么透,人们不由联想到他自身,因为他的生活也等同于独身。”

    由此再深入一步,就是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说的:“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鲁迅“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应该包括他与朱安的关系在内。

某种意义上讲,朱安之于鲁迅,与卡夫卡的父亲之于卡夫卡,或者西伯利亚监狱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相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死屋手记》,卡夫卡写过《致父亲的信》、《判决》,鲁迅则对朱安的存在以及自己与朱安的关系讳莫如深,他留下的日记中,一共只提过两次“妇”;文章和书信中,“贱内”、“内子”、“太太”、“大太太”之类字样也不多见。没有死刑判决与长期苦役,无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父亲的专横狂暴,无以成就卡夫卡,鲁迅对朱安的极端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正因为由此“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鲁迅笔下之深刻,才为其同时代作家和之后的绝大多数作家“所不能及”。尽管这是巨大而长期的牺牲所换来的结果。而朱安终其一生,只是做了牺牲。

 

    [附记]朱安病笃,请人代笔致信许广平说:“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乔传云,“这封信也可视为朱安的遗书”。至其临终前,复托宋琳向许广平转达“灵柩拟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之意。然此遗愿并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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