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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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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五十自述(二)  

2010-02-08 14:5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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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在《人性的因素》中写道:“‘我们’,萨拉在想,‘我们’。他像是代表一个组织在说话,……‘我们’,还有‘他们’都是听上去令人不舒服的词。这些词是一个警告,得提防点。”类似描写给我很大启发。回到上一节的话题,我认为:“所谓改造,归根结底就是把‘我’变成‘我们’。”(《再关于废名》)上一两代“思想改造”的对象来说,后来需要找回“我”;对我这一代“思想教育”的对象来说,则需要找到“我”,当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未必很多——否则就不存在“我”与“我们”的区别了——真正做到尤其不易。在我,这几乎完全是通过读书实现的。

去年有家报纸评选“三十年三十本书”,要我也给列个书单。我说,影响了“我们”的书,不一定影响“我”。三十年来我读了很多书,倘若有个总的目的的话,那就是想使“我”与“我们”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分开。所以“我们”爱读的书,我读得很少。在思想方面,我不想受到“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干脆说,我不想受到“我们”的影响。我列出的书单,即循这样的标准:假如当初不读这些书,自己会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读了这些书,方才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

七十年代末,存在主义首先为我树立了一个个人视点,具体说来,萨特所标举的“选择”,使我意识到作为主体的“我”的存在,而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曾想到还能这样去思考问题。当然对我来说,这时还只有现实意义上的“我”与“我们”的区别,后来在思想意义上“我”从“我们”脱离出来,却肇始于此。以后我读了不少翻译小说,发现无论写中短篇的蒲宁也好,还是写《橡皮》的罗伯格里耶也好,他们对这个世界,全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完整看法,而世界上那些伟大作家无一不是如此。这较之先前自是进了一步,但仍限于文学创作,属于所谓“文心”范畴。及至我读《庄子》和禅宗语录,才真正明白根本问题是思想问题。

通过读书,关于世界我有了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与现实,与我以及上一两代的际遇也有关系,而首先就是不再局限于既定的“我们”的世界观了。这方面我受卡夫卡影响最大。我曾称卡夫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的先知”,“他写出了他的感受,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各自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共同构成的历史演进中重复他的感受。对于我们一切都是新鲜的,——当然这种新鲜之感说穿了也是由于不再麻木而已;而对他一切都是体验过的。我们穷尽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卡夫卡与我》,一九九七年)归根结底,卡夫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自己丧失立足之地的巨大威胁。

卡夫卡所面对的二十世纪,较之既往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一是“群众”力量空前强大;二是“新人”登上历史舞台。卡夫卡所感受到的,正是“我们”对“我”的威胁。而“我们”就是勒庞等人著力研究的所谓“群众”。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揭示的正是“我们”如何吞没了“我”。勒庞似乎主要强调个人的理性在其置身于群体之中时被泯灭了,其实还有另一方面,即个人的非理性在其置身于群体之中时被张扬了。我写道:“勒庞曾经详尽分析群体心理的低劣特性,然而这未必不是根植于其中每一个体的性格里,只不过当他作为个体存在时没有机会表现,而群体恰恰提供了这种机会。整个群体以及参加群体的其他个体,都是这一个体做出他此前——在意识或潜意识层面上——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的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当愚昧疯狂变得有趣时》,二〇〇〇年)只有着眼于这两方面,才能真正理解“我”是什么,以及“我”与“我们”之间的区别。

在近现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新人”的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革命者拉赫美托夫,被称为“新人”。此前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针对传统的“多余人”形象塑造了“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中,也有一个“虚无主义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家。再往后阿尔志跋绥夫写了《萨宁》,主人公萨宁被称作“二十世纪的巴扎罗夫”,他是一个极端自私、为所欲为的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萨宁其实都是“新人”。我曾说:“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尔志跋绥夫心目中的此类人物虽然面目迥异,也许他们正是同一个人。若从继乎其后的二十世纪来看,真正给人类历史打上烙印的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萨宁的混血儿,而拉赫美托夫只是所戴的一副面具罢了。”(《“新人的故事”》,二〇〇五年)萨宁之类“新人”完全拒绝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是我们视为精神家园的那个“旧世界”的颠覆者。卡夫卡所感受到的威胁,同样来自于此。“新人”是“群众”的代表,是“群众”的英雄。朋霍费尔所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原本就是针对“群众”和“新人”而言,或者说是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

卡夫卡的作品涵盖的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具体到我们自己,以及所处的那一部分世界,我的看法其实也就是奥威尔的看法,“虽然我并未写过像他那样的作品,但是不妨直截了当地说,奥威尔代表一切将他视为这个世界的先知的人,包括我在内,写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在同一方向上已经不可能有人说得更深刻,甚至不可能说得更多。奥威尔是直达本质的,而我们通常只局限于现象。那些自以为超越了奥威尔的,往往反而从他的立场有所退步。我们读他的书,真正明白他的意思,胜过一切言辞。”(《从圣徒到先知》,二〇〇四年)

《一九八四》与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其共同之处在于所描写的都是秩序的世界。秩序之外什么都不允许存在。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秩序与人的愿望达成了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丧失更多。”(《面对“美丽新世界”》,二〇〇五年)在我看来,我们处在“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之间。而且大家是从不同地方、不同国度和不同体制下共同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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