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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可惜我才看见  

2010-01-02 13:2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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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偶然读到几年前某报载一文,乃是“回应”我的《关于“南玲北梅”》的。兹将二文贴在下面:

关于“南玲北梅”

(2005/12/2《中华读书报》)

                                    止庵


《梅娘近作及书简》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提及这个话题,论家多循此说,然而却有两点可议。第一,张爱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还没有写出来。据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十一月辍学,开始专事写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纪》月刊发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罗兰》杂志连载《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为《传奇》之第一篇。至于《传奇》单行本出版,则是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事情了。顺便说一句,梅娘在《我与张爱玲》一篇中说:“一九四二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确。一九四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金锁记》连载于《杂志》月刊。至于梅娘自己,“一九四二年末”确为华北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更早还在长春出版《小姐集》(一九三七年)和《第二代》(一九四零年)两本集子。论家比较二人创作,讲过梅娘,再讲张爱玲,辄言“与此同时”,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二,《宇宙风》杂志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参与此项“读者调查”。该杂志社最初是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五月迁广州,一九三九年五月迁香港,一九四四年八月迁桂林,一九四五年六月又迁重庆。这不是沦陷区的杂志,不会去调查那里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查该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所出各期,均无此类内容。《宇宙风》迁穗后,上海“孤岛”倒是有份《宇宙风乙刊》,不过一九四一年底就停刊了。

《新文学史料》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所载范宇娟作《梅娘著译年表》,说法略有不同。“一九四二年”项下云:“本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分别当选。自此流传开‘南玲北梅’之说。”《梅娘近作及书简》附录刘洁《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一文,亦取此说。如前所述,假如真有这一“调查活动”,也不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二年。而且活动如何办法,亦语焉不详。须知当时南北交通并不便捷,譬如《传奇》一九四四年八月面世,十二月《苦竹》杂志发表沈启无《南来随笔》,尚且说:“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书摊上还没有《传奇》卖。”

虽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致刘洁信二通》)此说毕竟已属约定俗成,而且见载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类文学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

《我与张爱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一九四二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 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 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可以断定,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因为一九四二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来过。只是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他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容或记错,后来学者应该明辨。


                            写给张爱玲的信徒们

                                 (2006-5-10《中国图书商报》)

 

 

                                       殷实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你们摆脱不掉的一个作家是张爱玲。

这个作家的作品像鸦片一般让你们上瘾,让许多出版商窃喜,甚至足够让一茬脱掉尿裤不久的文学新秀成长为作家。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其实仍不过一二:在我们这个匮乏的时代,除了苏童之类可爱的作者聊可咀嚼外,短时间内尚未有人能够填补这个人留下的那片文学空白。该种文学是关于男争女斗的,是关于世故和势利的,是对中国式家庭恩怨的深刻迷恋,而这对于刚刚从物质极度贫困中进入了小康生活的一大部分国民来说,是对某种文学情趣或情调的代偿;它被夸大过头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历史又呈现出一个权力、金钱和脂粉相互搅和并在一定范围主导人们生活的情状,对于主流人物是人生如戏,对边缘看客则是戏如人生,张作恰当写照之。

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段话,是关于张爱玲的:

“大队长催问了:‘好吧,你不说自己,就先说说张爱玲吧。’

‘她也写了一些小说。’

‘什么内容?’

‘是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

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此话让我心中慨叹:张爱玲或可休矣?

说出此话的人,是梅娘,一个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作家。时在1958年,正逢她作为右派和反革命被关押,她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监外无人照看,而她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执著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妇女才能获得实质性独立的坚定信念”,从台湾辗转到大陆来的。之前,她的丈夫柳龙光——中共北方局往来于台湾与上海之间的特派员——因海难被浸于台湾海峡冰冷的海水中永不再归来。她对张爱玲的看法,是在被审讯时说出的。差不多在同时,张爱玲离开了中国,到异国他乡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名声。

我们为何总是误读一些作家,为何经常厚此而薄彼,为何不知不觉屈服于流行的读物而不对之进行哪怕是稍稍冷静的判断?在我看来,张爱玲之成为新的时尚,和梅娘被永久淡忘,几乎是同样的毫无道理。1949年以后的梅娘,一直保持低调,像天真无邪的沈从文一样,她可能抱着“重新做人”的态度而成为一个劳动者,几乎不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或者名流,必要的话,不写作也没有什么遗憾。尽管她仍不免因为从前的痕迹(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奖)遭受苦难,她的信念并未改变。她的出身或是她的禀赋,决定了她有一种健康的、明朗的趣味,某些方面她有点像萧红,比如对女性地位的天然直觉,对病态社会现实的敏感,对光明世界的向往等。但萧红的写作似乎更加具先锋性或者说革命性(人们对萧红文学价值的读取或许因民族命运的关系而有所偏重也未尝不可);梅娘则是一个更加务实的作家,她并非没有火热的心和叛逆的力量,只是她能够接受命运,仍能在沦陷区生活、思考并写作。设若没有梅娘,没有同时期的朱缇、杨絮、吴瑛、蓝苓这样一些沦陷区作家的存在,文学书写中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满洲国”的历史记忆,岂非是一个空白?或者,就只好依据日本殖民统治者意识形态掌控之下的意图而言说?至于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奖之类,我们早已经知道,那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出于文化殖民策略而“照顾”到广为大众认可的读物的结果(梅娘的《蟹》在被该奖项“赏识”之前已是多次印行的畅销书)。

 

梅娘早期的主要作品,皆以对包括“满洲国”在内为日本所侵占土地上的妇女命运为题旨。对于梅娘这样的人来说,家园被践踏是无可选择的现实,在侵略者、殖民者的铁蹄之下,仍寻求对生活遭际和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本来就是极其困难的。至于表达的有效性或者是客观性,也许只有通过对文本的深入探究方可洞幽烛微。只要我们不想将自己的某一段历史,即便是血泪的、屈辱的历史,从头至尾剪除掉、掩盖掉,我们就有必要以宽广的胸怀和冷静的眼光,面对所有史实、事件,包括精神的、情感的史实和事件,从而确保思想的健全。文学不是历史,不可能当作历史来读,不过,文学中往往蕴涵着丰沛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洞悉历史的晦暗,延展时间的褶皱,见证人性的复杂。文学中内在的情感力量、价值取向,更可能昭示、揭橥被刻意隐藏的历史诡谲。在这个意义上,梅娘写作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沦陷区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即使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下生活,那也是生活,迫于殖民统治不等于没有对生活的见解,在外族敌人的强压、干预下思考,也未必就一定导致精神上的奴化或臣服,这个道理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沦陷区妇女的生活与命运,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实施所谓“五族共和”、“东亚共荣”一类政策时,必定会导致的日常行为和思想文化控制,包括在文化殖民中对中国民族精神资源的移花接木,以及殖民地社会普遍存在的亡国恐惧,这些在梅娘早期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已经有研究者认为,梅娘等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透过对女性主题的深入表达而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钳制,从而实现了揭露和批评。这样说当然也没有错,但这好比说是梅娘等人的写作在一开始就采取了某种策略,那也未必符合事实。其实,只要客观面对侵略者制造的“满洲国”及其占领土地上的现实,以文学撰述心路,用笔墨记录醒着的灵魂,甚至勾画昏昧腐败的众生之相,这就是在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认知提供注解。

还有一点我们也有必要时常省察,那就是对历史语境的超越。先贤者的步履,思想运动的轨迹,诚如五四以降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一切所奠定的现代性基础,是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历史标高的。无论在延安的丁玲,在国统区的萧红,还是在日本占领地区的梅娘,反对父权(男性)中心社会的礼教传统,争取妇女人格独立,冀求两性平权的理想,在她们的作品中均有突出的表现,这足以说明作家的具体生活环境与作家的艺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梅娘的意义,整个沦陷区文学启示意义就在于此,特别是,当我们念及这些作品是在令全民族都蒙受羞辱却只由一部分人承担的情况下,出自背负苦难命运者之手时,就更加心生敬意。而张爱玲,这个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满足某一类不变的中国趣味的精灵,这个对经世致用、道德理想和生命情操完全漠视,看上去不打算和任何历史的宏大叙事发生瓜葛的绝代才女,她在文学艺术和时间中的位置怎样才算合适,恐怕要到眼下这一拨商业的聒噪喧嚣与消费主义狂欢渐趋平缓之后了。历史的所谓螺旋式上升运动之说,不过是一个便利的哲学辞藻而已,也许它的修辞意义要远大于其他,否则我们不会看到,一些昨日已弃之如敝履的玩意,今天又会被奉为圭臬;而一些极其珍贵的甚至是以痛苦的代价换来的真知与共识,则很快又被遗忘,还可能遭贬损。张爱玲的作品,在你们这些崇拜者中间,大有被建立一种文学宗教的可能,但就其始终未超出大众共阅读这个事实而言,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奇怪的是,在张占尽风光而梅几乎依然阒寂无闻之时,当有人重提“南玲北梅”的说法,便立刻引起了你们——也就是“看张”者的不满,你们开始对一些细枝末节进行考据,想证明这个说法的子虚乌有,继而对梅娘历尽沧桑重获人生自由后的一些回忆文字横挑竖捡,告诉人们不但“南玲北梅”的说法不存在,就连梅娘现在对过往的回忆也是不可靠的,这使我隐约感到了某种远不止是无聊的东西。 

且不说现在的一些考证是多么浮皮潦草、有头无尾,或者干脆只是为我所用,即便果真存在一些记忆的误差、记叙的不详尽不确切,其实也应该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因为个体的尤其是带有一定文学表达意图的旧事重提,确实会忽略到许多枝节问题。在我看来,就“记忆”而言,重要的也许是它所凸现的心灵特质,是某种价值认知上的真确与绝对,是不拘泥于文本自身的“超语言”的言说,而非琐屑的针头线脑、鸡零狗碎。具体到梅娘的早期作品与晚年回溯时的经验,则可以说是提供了中国精神构架中稀缺的元素——历史理性,这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重要资源,这就足够了。至于史料问题,随着文献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自会有机会订正。在梅娘的经历中有一个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痛点:“文化大革命”中,正当她背负着自己和亡夫两个人的“历史罪由”苦熬之时,自己仅存的女儿和她划清阶级界限,断绝了一切往来。多年以后她在提及此一事件时写道:“我审视了自己曾有过的狂热年代,记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纯情青年不随着狂飙前进就意味着背叛的历史语境,我理解了女儿,她甩给我的哀的美敦书,其实是甩给了那个错位的时间段,我获得了使血液重新粘合碎心的力量。”我们看到梅娘不但承受了,而且以一颗自由的心看待之:不为偿还,不因宽恕,更不要清算。这就是一个健全的灵魂的力量所在。《记忆片段》和《往事》,是梅娘晚期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同样,这些作品也并非是为了澄清和实证的,它们是个体心灵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不是为了告发,不是向我们诉说恶,而是为了阐明:苦难也是财富,悲剧亦可涤荡生命。不满于“南玲北梅”之说的你们,是担心张爱玲的地位受损呢,还是不喜欢梅娘的那种与当今时尚迥异的“独清”与凛冽,我不得而知。

张爱玲大概算得上是《红楼梦》遗产的继承者之一,但在我看来,她继承的多不过是负面的东西。对于纯情,对心灵洁净的体悟,对美的消亡与寂灭的哀痛,张爱玲并不以为然,她感兴趣的是乖张的世态人情,是迷失于被虐与施虐循环中的阴惨人性,张的女性经验,犹如被裹进无聊的长布带后已成畸形的脚的经验,这当然也有助于说明人所受到的侵害,但只是一种肉体的或是病毒的侵害,没有时间性,也无关什么形而上价值。梅娘却是敏锐的,有时是先验的,她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高度上处理自己的女性经验,无论她人生观还是文学观,其实都是在关涉到我们民族现代转型,尤其是在关涉到早期“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经验的层面时,显示出意义的,这就使文学超出了一般大众趣味、消遣愉悦的范畴。性别与压迫,性别与政治,性际和谐与个人解放,还有民族(世界)的问题,以及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纠葛等等,都既是五四以来启蒙和现代性话语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绕过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梅与张孰轻孰重,“南玲”与“北梅”的作品何者重要,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止庵按,时过境迁,自不必为此再费口舌。但殷文有一点甚有意思:既然打定主意抑此扬彼,却还非要把彼此拉扯在一起不可,拒不承认“南玲北梅”“这个说法的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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