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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答记者问  

2009-10-26 10:58: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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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界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始终离不开“周作人是汉奸”这个政治命题。而你对他却情有独钟,你怎么看他?

答:给周作人下结论,不是我能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普通作者。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案子,国民党的法院正式做过判决,解放后共产党的法院也做过判决,迄今为止并没有新的判决。我完全无意也不可能推翻这些判决。但是我关心的是,当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自己的逻辑是什么。很多人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很傻,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这涉及到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我一直希望读到一本《人类动机史》或《人类意愿史》之类的书。我最关心的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人们想什么,因而做什么,我特别关注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处。我们根据结果做出判断,考虑动机予以理解。我写《周作人传》,可以说是“动机史”或“愿望史”的一个片断。从前我写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神奇的现实》,也是类似的书。


问:你写《周作人传》是基于什么立场?

答:我写的主要是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东西,跟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没有太大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缺乏纯粹的思想者,不止周作人,鲁迅、胡适也是如此。胡适对政治有那么多年的介入,鲁迅晚年舍弃了那么多东西,这些都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又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因为他们有个基本宗旨,就是启蒙主义。他们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花了太多的时间、付了太大的代价在把思想变成现实上,而事实证明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周作人一方面讲“教训之无用”,一方面讲“道义之事功化”,而这是相互冲突的。他的思想在两者之间徘徊,他的悲剧也在这里。“道义之事功化”是针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的,但我觉得道义本身就是事功。我曾写过这样的话:思想是惟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本身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我始终认为思想不一定要付诸实施,思想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思想一定要变成行为才有意义的话,那么回过头看那些先哲,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们大部分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可我们能说这些思想没有意义吗?假如没有这些思想的话,我们的现实将是多么乏味、黑暗?


问:就像周作人说的,“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答:对。这段话我最佩服,觉得是他思想的极致。你们办杂志,真的觉得有人看了杂志,天下就因此改变吗?真有人因此就能觉悟、洗心革面吗?我有个书店老板朋友,出版了一些书,觉得这些书可以使人幡然醒悟,给国家甚至给世界带来变化。他认真地跟我这样说。我说不可能吧。他说你这是犬儒主义。

我的确是个犬儒主义者,但是大家对犬儒主义的理解不对。犬儒主义者并不堕落。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天生仲尼,万古还是长如夜。孔子好比一个火炬,这个火炬在黑夜中,黑夜就不仅仅是黑夜,火炬的意义或者说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

正因为这样,我们还要说一些话。这也就是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道理。


问:那么您怎么看待周作人的思想?

答:周作人不完全是原创性的思想家。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大部分思想是从国外拿过来的。要想找完全原创的思想家,大概只能在先秦那儿去找,之后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不完全是。

周作人说:“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好。


问:这点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变成常识了。

答:我看未必吧。举个例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可夫妇俩还可能同床异梦呢。我们不自觉地还在统一思想。思想这东西,我统一你的,你受不了;你统一我的,我受不了。

周作人思想的另一个很可贵之处,说来是很现实的。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中国人终于得到了思想武器,大家都为之振奋:我们要做强者,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鲁迅一八九八年读《天演论》也特别激动。这一点一直影响到现在。但周作人想的是,那么强不了的一方怎么办呢?他提出要在“天演”的背景下去关怀弱者。这个思想直到现在还是难能可贵的。


问:您认为周作人对现代的意义在哪里?

答:上面提到的两点都是,当然周作人的思想不限于此。不仅周作人,他们那一代人有很多宝贵的思想遗产。有些被我们汲取了,有些我们还不够重视。刚才你提到常识,我希望这些都能真正转化为常识。然而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常识。当常识变成社会普遍的共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提高。社会对常识的认同就是文明的标志。


问:除了周作人,你还特别钟爱张爱玲,为什么?

答:主要是因为她的小说、散文都写得好,其中的见解也很深刻。我们说到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金字塔形的,塔尖上可能有一两个人,往下一层有三五个,再往下一层有十来个,最底下一层成百上千。有的人看书是从下往上看,还没看完底下那一层他的时间和精力已经用完了,结果永远没接触最高的。

我则是先看塔尖上的,因为一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看了张爱玲之后,有好多作家的书就可以不看了。我宁愿把塔尖上的看五遍八遍。我不会因为某某的书现在很红就追着看,结果看了没意思,白搭工夫。有人说即使作为参考你也得看,我说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不需要这种参考。

虽然我不懂经济,但以前好歹在外企工作过,还是学到一点东西,我觉得读书也有一个核算的问题。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站在书柜前挑书,我尽量避免盲目看书,因为选了这本书,可能就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本书。

 

问:日本有一个侦探小说家京极夏彦,他自己也有一万册的藏书,差不多都看完了。我们请他推荐一些书,他的观点是书没有不好看的,只要把心思花在书上,怎么样的书都能看出好看来。

答:俗话说“开卷有益”,这是针对从来都不开卷的人说的。卷与卷有很大区别,开了这个卷,你同时就不能开那个卷,而且有可能你一辈子都开不了那个卷了。


问:你主要看什么类型的书?

答:我7岁时赶上文革,家里书都被红卫兵抄走了。他们来之前,街道主任通知我们:要来你们家抄书,你们自己挑拣一下吧,好的留下,不好的让人拿走。可是当时我们家人哪敢担保什么是好的啊,结果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之外,其他都被抄走了。所以我小时候没有书看,整整十年,我都处于阅读的饥渴状态。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本词典看。好长时间连这个也没有,就看毛选每篇后面的注释,多少长点知识。

文革以后,我看书大概是文史哲这么三个方面。我看小说不是把它纯粹当小说看的,我更重视里面的人生观、世界观。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哲学家在这方面对我的影响超过卡夫卡,他对人类处境的描述最是深刻,在我看来谁也没有达到这个深度。我觉得卡夫卡已经把终极的东西都说完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我在大学学医时功课很重,但我还是争取课余时间看点书。我在北京上学,住在家里,早晚在公共汽车上看了至少有一百部书。没有座位时就站着看,赶上车里拥挤不堪,就高举书本,贴在车顶,照看不误。但开始有个问题是常坐过站,后来连这个也练出来了,快到站了,都有预感了。

我在外企时,出差的时候总是带本书看。有一次我坐飞机去长春,带了一本《哈维尔自传》,飞机不飞,我在机场等候,把这书看完了,回过头来看第二遍,然后再看第三遍,看了一半,飞机才起飞。还有一次,我带了一本三十年代的杂志《骆驼草》的影印合订本去上海,晚上看这杂志,我想起里面有些文章是废名用笔名写的,一向没人发现,我就开始找线索,一晚上我找出了十几篇他的“佚文”。


问:现在你一年看多少书?

答:我看书不算快,一般说来,一周看一本书吧。看书的时间跟故事情节、内容不一定相关,而跟冥冥之中一个东西相关:如果一个作家花几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写一本书,你不可能很短时间就把它读完。可以说读书的速度跟作家写书的速度相关。有的书确实只须一小时就看完了,有的可能还用不了,但是这样的书大概根本就不会去看吧。

 

问:你出了这么多书,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一百年间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出了很多画家、作家、音乐家。但之后就停歇了,不怎么出大画家、大作家、大音乐家了。可能在每个创造的时代之后应该有一个欣赏的时代。假如真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欣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整天想着写作,这是不是合算,是不是对?

我有时算这个账: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作,而不去读别人的书,这事是不是值得?还有,别人读你的书而不读别人的书,这个值不值得?

进一步讲,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周作人曾经说过,“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这句话我读了很有感触。我花一生的时间读书,这样的人生未必就是失败的。

我有一条人生的经验: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须得认真去做,非做不可事情反而可以凑合。比如说吃饭,这个非做不可,那么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女孩子化妆就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了,不是有“素面朝天”一说吗,口红可以不抹,但是要买口红的话就不可能路边买,一抹嘴肿了怎么办,一定得去一个好的店。写作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话还得认真。


问:您父亲是诗人,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我父亲是个望子成龙的人,文革时他在家闲着,特别想把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教成作家。说来好玩,当时根本就没有作家这个行当。有人热衷于文章也是纯粹的爱好,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写电影剧本,写了有什么用呢,谁给你拍啊。写诗也没有地方发表,可是当时还有很多人写。现在有网络,起码你可以贴上,当时可完全是个人爱好。我父亲教我写作是动真格的,有好几年的时间,一课接一课系统地讲。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明白了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以后我谈论这个问题,不至于说外行话。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答:我一九七二年开始写作,一九七九年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和小说,当时用的笔名是“方晴”。我是一九七七年上的大学,一九八二年毕业。毕业后先当了两年医生。医生是一个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全身心投入的职业,我对这职业非常崇敬,但是自己不适合干。然后我就调到《健康报》当了五年记者,工作量很小,有很多空闲时间,但我对文学的兴趣却越来越小了。当时我二十六七岁,我觉得有好多重要的书还没有读过,应该认真系统地看点书了。那段时间看书最多。

我现在写的这种随笔,最早是给黑龙江的一个报纸写的。他们约我父亲写文章,父亲说你写吧,我就开始写,一个月写一两篇。那时已经到了外企,星期一到星期五很忙,根本就没有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用来写作。

九十年代初还没有书媒体,我写的文章基本无处发表。但是我还是在写。一九九四年秋天,有个出版社的朋友来访,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写了些文章,朋友说给你出本书吧,就这么简单,我出了第一本书《樗下随笔》,我家院里真有这么一棵树,就是臭椿。出这书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这是我最感到遗憾的,因为他对我期望很大,而在他生前,我真是一事无成。从一九九五年到现在,十四年里我出了二十几本书。编的书,周作人的有八百多万字,鲁迅的有六百多万字,张爱玲的大概也有二三百万字吧。出版这些都没有遇到特别大的困难,可以说是承蒙出版界和媒体的朋友抬爱吧。


问:有人说你写文章像周作人,你怎么看?

答:周作人的书,著译共一千多万字,我完完整整看过好几遍,还写过《周作人传》,我自认是个知道周作人的人,但要说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只有两点:一是行文的态度,二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的“仁”的思想通过周作人的阐释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文章里面如果有一点人文关怀,就是从他那来的。


问:那你是否关注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

答:我不是不关心社会问题,但我不愿意止于现象地在表面层次做文章。有些杂文家,哪儿出了飙车案,哪儿出了邓玉娇案,就立马写文章表达愤怒。我知道社会需要这种声音,但我写不了这种文章。我觉得这些事情后边有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我对此一向关注,也认真思考。


问:你看了很多书,哪些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拟了个书单,想系统地看点书,先从先秦入手。我花了四个月,把《庄子》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写了一本笔记。以后十年里,我看一百多种《庄子》的注本,然后重写一本笔记,以后整理成《樗下读庄》一书出版。由《庄子》进而看禅宗语录,花了大概一年时间。《庄子》和禅宗语录好像给我一个洗礼,我几乎由此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影响,归根到底就是《庄子》说的“吾丧我”,也就是拒绝固有的价值体系,不以这一体系的存在为前提,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无论是“是”还是“非”。我觉得,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碍,思想自由存在于定论之外。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题目,譬如周作人,譬如义和团运动。

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叫“想必如此”,一个叫“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一个人可以不说话,但是要说的话,应该说些像话的话。文章完全可以不写,在家看书、看DVD,过一天也很好啊。如果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别人没说过的,那就值得写下去,如果没有,那就不用写了。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这个世界上说话的人太多了,应该少说点话。

我特别不赞同了解很少就立论、发言。不知道你肯定不能说话,知道一点也不应该说话。藏拙是一种好的人生态度,这个事情是你的短项,你就别说;还有一种态度是补拙,这个事情如果你想说话,你就去多知道点儿,然后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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