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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纵读鲁迅  

2009-07-04 11:06: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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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世家先生合编了一部书,叫做《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共二十卷,现已出版。收入书中的作品,均依写作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我在编辑和校订时,发现藉此能够提供一种阅读鲁迅的方法,姑且称之为“纵读”罢。要点有二: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

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即以鲁迅为例,他活得并不算长,不过五十五岁。——好几位同辈人也如此:陈师曾死时四十七岁,刘半农四十三岁,马隅卿四十二岁,钱玄同五十三岁。但就是这点年头儿,鲁迅做了许多事情,二十卷著译便是荦荦大端。然而鲁迅又是一个准备期很长的作家。成名作《狂人日记》发表时,已经三十七岁。此前除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热情较高,为《河南》杂志撰文,翻译《域外小说集》外,无所作为的时候很多。最有名的莫过于在北京抄古碑了,他自己也说“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思”(《〈呐喊〉自序》)。一个活得不很长的人,居然大段虚度光阴。后来的十八年,尤其是一九二五年以后,却又如此高产,大概真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了”。可以说他活的是“加速度”的一生。另一方面,鲁迅又有许多计划因其早逝而落空,无论研究还是写作;他所做的不少准备,某些方面的才华,未能实现。不能不承认,他毕竟是“未完成的”。

以上是我编这部书时的感受,尽管“卑之无甚高论”,自忖还算切实。此外有些零碎想法,不妨略述一二。记得从前参加一个座谈会,有翻译家质疑鲁迅的翻译,认为选目与译文都不怎么样。这自有道理,但是其间可能存在着立场与价值观的某种差异。如今的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假使选目不当,译文不行,则什么都不是了;然而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推敲译文,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他的译作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们也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就像他的创作一样。这也就是我觉得鲁迅的创作和翻译须得结合着读,我希望《鲁迅著译编年全集》能在这方面给读者提供便利。此外要指出一点:鲁迅虽然得益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真正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未必都是顶尖人物。思想上如此,文学上也如此。非但鲁迅如此,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如此。外国的小作家,很可能影响了中国的大作家。

讲到选目,翻译家举出两个例子,一是阿尔志跋绥夫,一是爱罗先珂。阿尔志跋绥夫在文学史上自有地位,但是此处无须分辩;鲁迅翻译他的《工人绥惠略夫》,的确至关重要。鲁迅对自己的《呐喊》、《彷徨》里的人物,每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从阿尔志跋绥夫那儿借来一个“不幸”而“争”的人物绥惠略夫。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鲁迅“译《工人绥惠略夫》了”。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鲁迅完成《阿Q正传》。绥惠略夫与阿Q之间显然有着对应关系,他们构成了鲁迅心目中“人”的两极。取鲁迅所作《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记谈话》、《〈阿Q正传〉的成因》、《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对照读之,可知绥惠略夫与阿Q之间,不仅是两种“人生”的对比,也是两种“革命党”的对比。而当鲁迅说:“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更道出一个“橘逾淮而北为枳”的事实。

至于爱罗先珂,的确说得上“名不见经传”,假若不是因为鲁迅,只怕没人再提他了。这位俄国盲诗人一九二一年五月被日本政府驱逐,那时鲁迅就注意到他,将其作品译为中文。一九二二年春初,蔡元培聘请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世界语,并托周氏兄弟照顾。他从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起住在周家,七月三日前往芬兰参加第十四回万国世界语学会年会,十一月四日返京,次年四月十六日回国。爱罗先珂所著《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由鲁迅译为中文出版。爱罗先珂用世界语讲演,则由周作人做向导兼翻译。

鲁迅最初读爱罗先珂的作品,印象是“虽略露骨,但似尚佳”(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周作人)、“陈义较浅”(一九二一年九月三日致周作人);晚年评价《爱罗先珂童话集》曰“浅”,《桃色的云》曰“尚可”(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致夏传经)。可是鲁迅未必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一月发生“剧评事件”,这导致几个月后爱罗先珂永远离开中国。先是他作《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由鲁迅译出发表;不久魏建功发表《不敢盲从》,文中“看”字特加引号,对于失明的爱罗先珂显有侮辱之意。鲁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所说“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是对爱罗先珂《记》中“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难道并没有这力量,敢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而自走正当的道路么”的引申发挥。

不久,《晨报副刊》又因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爱情定则讨论”。参与者中,“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当有人主张截止时,鲁迅却建议继续,理由是:“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致孙伏园)这里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北京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一脉相承。借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卑劣的男子》)

当时周氏兄弟尚未失和,周作人的意见,多少可以代表鲁迅。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发表《“重来”》一文,正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致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

“重来”虽然来源于易卜生,爱罗先珂却在周氏兄弟之前,表述过类似看法。他在北京写了几篇童话,由鲁迅译为中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面世的《时光老人》,已经说道:“……但看见青年的人们学着老年,许多回重复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错处和罪恶,还说道我们也是人,昂然的阔步着,我对于人类的正在进步的事,就疑心起来了。不但这一件,还有一看见无论在个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间,在社会上,在政治上,重复着老人的错处和罪恶的青年,我就很忧虑,怕这幸福的人类接连的为难了几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当然,这又何尝不能看作译者鲁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呢。从《时光老人》到《“重来”》,其间似有一条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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