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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读鲁迅回忆录札记  

2009-06-11 11:02: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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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起先“兄弟怡怡”,以后“成为参商”,即如舒芜《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一文所说:“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八月二日鲁迅搬出与周作人同寓的北京八道湾寓宅,次年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寓宅取书物,周作人夫妇向鲁迅大骂大闹,从此以后,彼此避不见面(除了可能有几次避不开的集会上相遇),直到鲁迅逝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席话很是简明扼要,但是好像也就轻易放过了什么——我指的是加了括号的那一句,似乎未必在“大家都知道”之列。

“可能有几次避不开的集会上相遇”,应该是在女师大风潮期间。对比看周氏兄弟当时日记,可以找到若干线索。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女师校学生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五时又至女师大,赴学生会。”八月十日鲁迅日记:“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二时半往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五时散。九月十日鲁迅日记:“上午往校务维持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宗帽胡同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午返。”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午后往女师大评议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下午孔德告假,赴女师大会。”以上几次,他们所参加的是同一会议,规模很小,碰面在所难免。

此外还有几回活动,估计场面稍大,彼此打个照面,却也不无可能。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晨赴女师大开学礼式。”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观女师大开学,午返。”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日记:“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女师大赴刘、杨追悼会,下午返。”八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并演说。”同日周作人日记:“上午往女师大毁校纪念会。”四天之后,鲁迅即离京南下;以后两次回到北平,均未与周作人相遇。假若周作人那天在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见着鲁迅,那么该是二人的最后一面了。

周氏兄弟日记都很简略,透露的只有这点消息。他们见面——尤其是在小型集会上——时,双方态度如何,搭话与否,我们都不知道。有关鲁迅和女师大事件有过不少回忆文章,可惜不曾讲到。

至于其他场合是否还有相遇机会,殊难确定。后人回忆文章中,倒有一点材料。一说是在语丝社的聚会上,见林语堂《记周氏兄弟》:“回忆语丝社常在北京中央公园茶话,平伯、伏老(孙伏园)、玄同、半农常到,有时达夫也来。或在‘来今雨轩’,或在别处。一杯清茶,几碟白瓜子,叫面叫茶随便,意不在食而在聊天。藤椅放在古柏下,清风徐来,倒也舒适。……单说绍兴周氏两位师爷弟兄。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而作人每会必到。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但是两位弟兄不大说话,听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我也莫知其详。”

这与鲁迅自己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所说,颇有冲突:“……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所涉及的聚会地点,也不一致。两位当事人郁达夫和川岛的回忆,则与鲁迅一致。前者之《回忆鲁迅》云:“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后者之《忆鲁迅先生和〈语丝〉》云:“大抵在《语丝》出版到十多期之后,每月月底就必有一次集会,每次一桌两桌不等,长期撰稿人中撰稿的并一定来参加,如鲁迅先生、淦女士(《语丝》中的笔名是‘沅君’)等,始终未参加过;如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女士和我,几乎每次都参加的;后来如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参加;有时连有几位的夫人也一起邀请在内,情形有些像是联欢了。”

此外还有一说,见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是先生的二弟,原同居于北平西直门八道湾寓所,自十二年两人翻脸后,至先生终期,再未与其弟讲过话,其间在北京大学教员休息室,虽常碰头,但一接触,即起争执,其对乃弟之厌恶心性,可见一般。”似乎不足采信,至少没有佐证。

 


 

 

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羽太信子亦为当事人,但她不曾为此留下任何文字。鲁迅只给自己取过一个笔名叫“宴之敖”——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云:“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 (左上出下方,右反文),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别人转述他有关家庭经济纠纷的话,仅仅揭示了失和的间接原因。至于直接原因,周作人该年七月十七日日记或有记载,但是被他剪掉了,现在所见影印本,留有一行空白。只有七月十八日他致鲁迅先生的一封信,最早披露于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周作人对此的反应是: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然而信里只见他的反应,没讲到底发生过什么: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外人看了,还是莫名所以。后来周作人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不过他确有一次“公开的说过”——当然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此事”原委。见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同日周作人日记则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鲁迅说的“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应该就是周作人夫妇一方所述造成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而鲁迅并不承认;亲耳听到者除鲁迅外,还有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久。这三个人都没留下文字材料。但是张凤举和徐耀辰私下曾经与人谈论“此事”。见郁达夫《回忆鲁迅》:“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至于林语堂说:“听说他与他的弟弟岂明(作人)发生意见,是因为这日本弟妇的关系。我也不得其详。”(《忆鲁迅》)就不知是直接听张、徐所说,还是辗转得知的了。

      此外至少有两个人,声称听鲁迅讲过此次冲突之事。一是许寿裳,见所作《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所小屋既成之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曾经予以“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再是许广平,见所作《鲁迅回忆录》:“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

   对比鲁迅日记,二人所述仅为鲁迅对“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的反应;而“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内容究竟为何,许寿裳只字未提,许广平仅在字面上推衍一番。也许鲁迅不曾谈及,抑或二位未予转述。许寿裳还说,当初周作人与兄长绝交,他已介入其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但仍没有讲明,到底怎么回事。前面所引他的话,对于鲁迅日记“然终取书、器而出”一语有所修正,却与鲁迅自己为《俟堂专文杂集》所作题记说法一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

   当日冲突时,还有一个人也一度在场,见川岛所作《弟与兄》:“其时,我正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着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他只与闻“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这一时段发生之事,而“骂詈”内容,似乎亦未听清。及至后来周作人夫妇向张、徐等诉说时,他已经退场了。

   鲁迅日记只云遭周作人“殴打”,未述详情。许寿裳说掷以书册,川岛说欲将铜器砸之;其一闻于鲁迅,其一亲身经历。川岛文章后出,先已口述此事,见前引许广平书:“这一件事情,鲁迅还对我说得比较简单,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型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此外还有别种说法,如王鹤照《回忆鲁迅先生》云:“第二次到北京时,鲁老太太还对我说:‘你走之后,老二良心墨黑,要用尖刀戳大少爷!’”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云:“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均不知确实与否。

   王、周二位都提到鲁迅母亲,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有云:“太师母接着说:‘这样要好的兄弟却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好像两个儿子始终未曾向她禀报失和原由。那么俞芳等所转述她的有关看法,也就属于推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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