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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从“我与《开卷》”谈起  

2009-05-27 10:09: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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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董宁文君给我出了个“我与《开卷》”的题目。《开卷》是一本“民刊”,由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主办。三十二开,二十八页,每月一期,快要出满一百期了。国内类似民刊不止这一种,我常见到的有长沙的《书人》,十堰的《书友》,武汉的《崇文》,北京的《芳草地》、《书脉》,济南的《日记杂志》,呼和浩特的《清泉》,上海的《博古》,进贤的《文笔》等,均为寄赠,并不发售。就中以《开卷》水准最高,也最稳定,虽是戋戋小册,却很耐读。办民刊的多是热心人,为不少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但多数“民”的味道尚嫌不足,好像非主流的“主流刊物”。相比之下,《开卷》最少此病。我希望《开卷》保持这一特点,我祝愿它办得长久。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出了近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  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也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上是彼辈此时所表现的一种姿态。

    有关《开卷》,所要说的就是这些;至于“我与《开卷》”,只须交待一句:我是它的作者之一。

    且来讲点题外话。春节前后,我读了《晨报副刊》影印合订本前七册,即孙伏园所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部分。起初只为查点资料,继而想不如花点工夫通读一遍。《晨报副刊》脱胎于《晨报》原第七版,即如“出刊启示”所说:“本报的篇幅原是两大张,现在因为论说、新闻、海内外通信、各种调查、各种专件以及各种广告,很形拥挤,几乎要全占两大张的篇幅;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原来第七版的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并且改成横幅以便摺钉成册,于附刊之内,又把星期日的半张特别编辑,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界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

    借这套书时,有位编过报纸的朋友在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副刊。”不免让我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读过之后却多少出乎意料。别说现在一般报纸的副刊了,就是几种读书杂志,也不是《晨报副刊》这个编法。第一,它涉及的方面很广,绝非“文艺副刊”可以赅括,而是兼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从所设“读书录”、“译述”、“地质浅说”、“小说”、“诗”、“浪漫谈”、“戏剧研究”、“歌谣”、“游记”、“卫生浅说”、“科学谈”、“生物浅说”、“专著”等栏目即可看出;第二,不少文章内容颇专,譬如“地质浅说”之《火山与山脉的生成》(予仁著)、《岩石的系统》(予仁著)、《煤层怎么生成》(予仁著),“卫生浅说”之《病原论》(余幼尘著),“译述”之《社会进化之原理》(英人Hobhouse原著,少平译),“讲演录”之《地球和生物的进化》(葛利普博士讲演,龚安庆教授口译,季瑜笔记)等均是,虽然标榜“浅说”,实则不是普及写法。以今日的眼光视之,《晨报副刊》分量够重,却不能说有多“好看”。即便每周日那一期,也是这样。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在此连载的,首次归入“开心话”,第二次起特为另辟一个“新文艺”的栏目。周作人所译古希腊的对话《大言》、《兵士》、《魔术》,牧歌《情歌》、《割稻的人》,拟曲《媒婆》,小说《苦甜》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在星期日的“古文艺”一栏刊出所写《自己的园地》一辑文艺批评,则在“文艺谈”一栏揭载。以“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界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来形容这些作品,恐怕我们难以接受。

    《晨报副刊》当时颇受欢迎,影响巨大。回过头去看《出刊启示》“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的话,不免感慨: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说,无所不听,真是启蒙时代才有的气象。《辞海》以“开发蒙昧”释“启蒙”,于“启蒙运动”则云:“泛指任何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这可以代表对此的一般看法,然而在我看来,第一,似乎过于强调“给予”的一方,而轻视了“接受”的一方;我们常常以为启蒙是前者的主动作为,其实相比之下,后者的求知可能更具主动性,至少也是彼此间的互动。我前面的话,改成“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可能更为恰切。第二,“使社会接受……”所划范围过于大了,其实启蒙未必能够及于大众。形容启蒙,不如径用《孟子·万章上》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但说到底这还是精英内部的事儿。我读《晨报副刊》,颇能感到那时“后知后觉”的确强烈要求为人所“觉”,而“先知先觉”自是责无旁贷。

    现在谈起《晨报副刊》,或许以为其主要贡献是传播新思想和推进新文学;然而介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当初同样是重点所在。从知识启蒙这一点上说,后来有份杂志堪可比拟,就是八十年代的《读书》。《读书》我曾每期必看,最留心冯亦代的专栏“海外书讯”和董鼎山的专栏“西窗漫笔”,我对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了解,多半得益于此;海明威、福克纳、诺曼·梅勒、阿瑟·密勒等人的名字,大概还是头一次听说。知道世间有这些作家,他们有什么作品,这才去一一找来读了。虽然后来重读冯、董两位所作,感觉内容多半已经过时,就像如今看《晨报副刊》那些介绍知识的文章一样。《读书》曾经有的影响毋庸多言,我想强调的是,它也是“求知-启蒙”的产物;“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的话,用在这里同样恰当。

    前些时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在我看来,此乃时势使然,归结为编辑方针有误,未免倒果为因。当“广泛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被启蒙的要求——其实是他们已经大众化了——“小众”、“同人”们只能讲给自己听了。“后知后觉”的启蒙时代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先知先觉”自娱自乐的时代。在这个“自”——一群人,若干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范围之内,仍可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目下有“读书界”或“读书圈”一说,听来好笑,却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读书已经成为一个“界”或一个“圈”里的事儿了,“界”或“圈”外的人对此不复关心。

    当年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另办《语丝》,恰恰是一份“同人杂志”。较之《晨报副刊》,《语丝》知识介绍减少,言论发布增多,而这正是启蒙色彩转趋淡化的迹象。到了三十年代,废名、冯至办的《骆驼草》就更“小众化”和“圈子化”了。鲁迅批评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致章廷谦)说来还是时势使然。周作人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俞平伯)也可以理解为看出今昔时代不同,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

       有关历史上每次启蒙时代兴起,议论很多;它的消歇,人们仿佛较少留意。所以消歇,各具原由,这里无暇细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启蒙只是一时之事,不会无止无休。启蒙时代告一段落,并非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业已解决,而是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了。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思想问题实已与广泛的知识分子无甚关系;知识介绍则别有更为便捷的途径,但是那种旨在丰富自我、健全人生的“无为而为”的求知已被普遍放弃,转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要求,而这与启蒙实际上已经无甚关系。

       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谈谈《开卷》之类民刊。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规出版的刊物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而我所谓多点“民”的味道,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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