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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历史的复杂之处  

2009-05-22 17:4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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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起首说:“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结末则说:“事件史中或许有教训也说不定,但并不一定需要结论。”这是一种个人的,然而也是学术的姿态。记得过去有篇相关研究文章叫《历史本来是清楚的》,且不论所占有的原始材料远不及《北京苦住庵记》,单单这个题目,似乎就意味着对于木山英雄“愿望”的拒绝。问题在于,“历史”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是清楚的”,有无可能又是否需要进一步“清楚”呢。当然,“不一定需要结论”未必就要抹杀既有结论,甚至可以理解为“不一定需要”在既有结论之外另行标举“结论”。“事件真相”涉及事实、思想和境遇诸多层面,相比之下,“结论”简要得多,其间种种归纳、省略乃属必要。但是,不能忽视这一差别。也就是说,“结论”得自“事件真相”,却无法由此反向推演“事件真相”。

    且从“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这一“事件史”中,拈出几个例子。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文摘·战时旬刊》译载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关于当年二月九日在北平举行“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报道,周作人亦参与其中。译者按语有云:“这个座谈会的召集,名义上虽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头,但我想任何人也不敢断言它并非受日本法西军阀授意的。”五月五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请援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至各汉奸通敌叛国之罪责,俟诸政府明正典刑可也。”五月十四日,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位作家发表《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称:“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国协会也向全国发出讨周通电。此皆与前述译者出诸同一判断。历来论家亦多持类似看法。尽管当时郁达夫说:“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回忆鲁迅》)事后郑振铎也说:“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惜周作人》)周作人自己说:“《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以前津报曾说鄙人将做大学校长,或者亦此类乎?此事真伪自有事实可征,但世上有捕风捉影者及幸灾乐祸者,只可供他们去当材料,受其祸者无可奈何,造谣与报怨各各满足之后或自消沉耳。”(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周黎庵)

    《北京苦住庵记》则说:“在抗战地区一片哗然之中所传由‘敌人’或‘敌寇’召集的座谈会,其实不过是某一个新闻社支局的企划而已。虽说如此,实际的情况还稍有些复杂麻烦,还在临时政府刚组建的时候,要请对有关去留问题须要慎重的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新闻社支局是没有这样的面子和威力的。在此,实际上出面邀请的是日本方面的出席者之一军特务部人员武田熙(据笔者向本人直接问询)。”而“该人原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的留学生”,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受《大阪每日》支局长委托,武田熙所‘动员’的中国方面的出席者几乎都很不情愿,特别是周作人,称如果让日本人感到我和哥哥鲁迅的立场是一样的,这样好吗?……想来他的出席当与抗战地区引起的反响相反,毫无疑问,在北京的生活其最大的威胁在于被怀疑为反日。……而周作人上述表示予以回绝的言辞也太没有力量了,结果被武田熙的‘仅就文化建设请您讲讲话决不会添任何麻烦的’客套话说服了。”当然作者也指出,周作人“未必是以拒绝的态度来应对这次邀请,这一事实乃是确切无疑的。此态度在他的内心并不与他所明言的不做李陵相矛盾,我们从他给周黎庵的复信的语调也可以察觉到这一点。然而,本来这是他个人信念上的问题,即使‘此事真伪自有事实可征’而向外界充分准确地传达了,在抗日地区的常识上能否得到理解也是不能不成为疑问的”。当时李健吾所说,也许近乎实情:“日人威逼利诱是事实,他的虚与委蛇也是事实。”(胡马《北平的来信》之“收信者按”)

    然而前引郑振铎文复云:“……但他毕竟附了逆!”这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上述通电、公开信发表半年多后,周作人先后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文学院院长;再过两年,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无论如何这坐实了人们当初的判断,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批评,譬如巴金一九三四年以周作人为原型写的小说《沉落》,——据作者说:“《沉落》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居住上海的沈尹默作《和知堂五首》,小序有云:“知堂近有诗见寄,读罢怏然,若有所触,不得不答,辄依韵和之,语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惟览者自得之耳。”周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正是其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就中“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一首,沈氏和曰:“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似乎立场与通电及公开信作者又有不同,乃以周氏未能真正消极,不问世事,而窥见某种危险倾向。周作人的回应,见当年十月十七日所作《禹迹寺》:“匏瓜厂指点得很不错。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又说:“中国圣贤喜言尧舜,而所说多玄妙,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以后他在《苦茶庵打油诗》中重述此意:“匏瓜厂指点得很不错。但如致废名信中说过,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北平苦住庵记》说周氏“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当无可置疑”。对此我稍有异议,觉得那时他的想法还没这么明确;不过诗里所流露的思想动向值得注意,即如本书所说:“这中间的消息,不免显示出他一面保全了自己的体面,一面不断后退的文弱之士的虚荣,然而,这恐怕是看错了他自己所承担之位置的一种观点吧。”沈氏为之“怏然”者,盖即此也。历史的复杂之处,也是人性的复杂之处;这仅仅有助于理解当事人的动机,却无关乎我们做出相关“结论”。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多年后他解释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当时友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致鲍耀明)关于“日方发动”,据《北京苦住庵记》,曾采访过周作人的山本实彦在北平沦陷不久就说:“有人甚至想以这个人为中心让他出面做北方的文化工作,而本人推说自己不能胜任,没有出马。”这里历史同样有其复杂之处,亦见《北平苦住庵记》:“有关劝诱周作人出马的工作,兴亚院联络部文化局是小心谨慎思前想后的,但似乎并没有用不得已的强硬手段气势汹汹地逼迫这样的事实。交涉的结果也多少使周围的日本人感到有些意外。桥川时雄在事前被松井真二问及周作人果真会出马否,则答道‘或者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吧,若是我的话不会出马的’。志智嘉九郎也说‘若是他坚决不接受也不能勉强为之的,因此我觉得劝诱工作做得很顺利’。还有一个人,就是从文部省派来做教育总署‘学务专员’(即顾问,因考虑到此前以顾问名义实行‘内部指导’而名声狼藉,故改为此称),在教育部与汤、周两督办接触最频繁的臼井亨一,也这样写道:‘当时北支那文教界的元老汤尔和先生逝世后,谁就任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果然,不负文教界的众望,当然也让一部分世人的预测落空,周先生登上了这个舞台。盖一些日本人也曾预测,周作人恐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的。……另外,还有一个推测其不会出马的理由,这里就不说了。’这个没有讲的推测,大概是周作人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或与鲁迅相通的思想观念等一类的推测吧,而臼井亨一在一九四四年回到日本的时候,考虑到周作人的身世处境有意略而不讲的。”自然这也无预于我们做出“结论”。

    历史的这种复杂性,甚至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经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两次宣判,周作人一案定谳之后。《北平苦住庵记》有一处提到“周作人在战争末期题为《红楼内外》的回顾北大文学内外友人的文章”,此文实为一九四八年所写,登在黄萍荪编《子曰》第四、五辑。该刊第三辑所载《呐喊索隐》,乃是抗战胜利后周氏首次发表文章。由此开始,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中止《平家物语》译事,他共创作约二百万字,翻译约四百万字。正如《北京苦住庵记》所说:“特别是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前后,在上海《亦报》连载后单行出版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乃是非周作人莫属的工作,而且是他作为有关鲁迅资料的提供者这一被赋予的角色与清末民初时代的掌故或绍兴、东京、北京等人物和风俗这一自己最后之关心所在有效结合,作为作品亦获得了很大成功的著作。周作人作为翻译者的使命也是一样。……时代的发展早已把他的思想和文学抛到了后面,但尽管如此,没有过分地扭曲自己而得以继续执笔写作,这对于他那样的文人之自尊心来说,首先是一种幸运。甚至让人感到在此有奇异的自由在,即正因为不容许参与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前线中去这样的身世处境,使他得以幸免于一般文艺工作者的严峻使命。”较之同辈或下一两辈,周作人显然有更多传世之作成于这一时期,尽管只能署“周启明”或“周遐寿”等名字,当时也很少为读者所关注,然时至今日,却须“刮目相看”了。

    周作人也是我“平素爱读的作家”,而我同样“希望确认事件真相”,且无意另下“结论”,是以读《北京苦住庵记》获益匪浅。书中亦偶有瑕疵,对比原著,其责或在作者,或在译者。如中译本第二十二页:“上述《日本的衣食住》后改题为《日本管窥之二》”,应为“《日本的衣食住》原题为《日本管窥之二》”;四十四页:“他寻曾经卖过《现代日本小说译丛》和海罗达思《拟曲》等译稿的因缘”,“《现代日本小说译丛》”应为“《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四十五页:“从香港入京的王克敏等军阀时代的旧政客群,再加上‘四教授’和前北大教授董康等”,应为“……再加上‘四教授’之外的前北大教授董康等”;八十九页,“沈尹默和诗曾以《和知堂五首》为题载于上海的《鲁迅风》(第十四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一九三五年五月”应为“一九三九年五月”;一百五十八页,“一九四○年,正好五十岁之际,他篆刻了准备在此后的文章上使用的印章,上面有‘知堂五十以后所作’八个字”,“五十岁”应为“五十五岁”,“‘知堂五十以后所作’八个字”应为“‘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九个字”,又,周氏此章系一九四○年所刻,所云五十五岁却是前一年即一九三九年的事;一百八十九页,“署有二月二十日落款的挂号信也寄给了文学报国会”,“二月二十日”应为“三月二十日”;二百二十八页,“以下十三人于五月二十七日用飞机被送到首都南京”,“十三人”应为“十四人”,所列缺刘玉书、王谟,“余家龢”应为“余晋龢”,“汪时璟(同委员会财政厅长)”应为“汪时璟(同委员会经济总署督办)”,“江亢虎(北京市市长)”应为“江亢虎(国民政府委员)”,又,周作人名下标注“同委员会委员,‘北大’文学院院长”,其实这时他已辞去后一职务,正担任的是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二百三十四页,“先在太仆寺街的弟妇家(芳子曾在此做助产妇)落脚”,应为“先在太仆寺街的尤炳圻家落脚”;二百三十六页,“一九四六年六月曾给傅斯年寄去一首题为《骑驴》的诗”,“给傅斯年寄去”应为“‘送给’傅斯年”;二百三十九页,“周作人曾于这年十月或十一月前后托赵荫堂(‘北大’文学院教授,音韵学学者。也作小说,曾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向董鲁安打探”,“赵荫堂”应为“赵荫棠”;二百六十二页,“有二百余章近三十万字”,“近三十万字”应为“三十八万字”。又,三十三页,“有关阿尔萨斯–洛林的悲剧而得名的都德小说‘最后的一课’”,译者注云阿尔萨斯–洛林“一九四○年被德国占领”,应为“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被德国占领”;二百九十五页,译者后记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一九三七)”,“一九三七”应为“一九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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