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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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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原创”  

2009-05-17 11:0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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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朝后半叶,中国本土文学与引进的外来文学的分别仍然明显,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很容易看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更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本土文学和引进文学在形式上已经很难区分,若说其间存在所谓“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夸大其词。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文化好比一条河流,各种因素不断注入,为我所用,这叫“有容乃大”。现在我们的思想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其实很难严格区分。中国有很多词汇是从国外拿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哲学”、“干部”等词来自日文,“逻辑”则是Logic的音译。佛教思想最初也不是中国的。从源头上来说,孔子、庄子、老子等的确是本土的,后来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尼采、杜威、罗素、萨特、巴特、哈耶克等等不断传入中国,不断融入这条河流,越往后就越难区分。现在很多人强分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我很怀疑所说“本土”是不是真的,其中有多少本土的因素。

人类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从古至今,我们接受的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全球化更促进了这个接受过程。现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非常容易。据说著了《中庸》的子思,差不多与苏格拉底处于同一时期,他们绝对不可能相互认识;当代中国一位搞哲学的却很容易认识一位外国哲学家,彼此之间可以方便地交流。这个区别我们不能忽略不计。

经常听人说,翻译的书出多了,本土的书就受排挤了,我并不以为然。说来“中”和“外”不能完全用语言来分,但同时它们也可以用语言来分。我的意思是,用中文写作的东西并不百分之百是中国的,而凡是变成中文的就是中国的了。比如《诉讼》、《城堡》被译成中文,就是“弗兰茨·卡夫卡”的著作,而原来那个叫Franz Kafka的捷克作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佛经早被列入“四库”,就因为它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把阿伦特或埃科的著作译成中文,它们也成了中国的书了。用中文写就的作品和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后者除了那种“硬译”之外,都是某个人——作者或译者——经过中文思维的产物。

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界线不是不能逾越的。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而尼采的思想被鲁迅接受后,它就作为鲁迅的思想来影响我们了,这超越了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界线。当年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为“可怜的阿Q”所感动,阿Q也超越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界线。我们有时觉得身边某些人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很像,这些文学形象也已经超越了中西方之间的界线。

不强分古今中外,并不意味着否定原创性的存在。应该在一视同仁的水准上看待这一问题。譬如有些书未被引进,可是有人看了原文,他照着这个来写自己的书,这样的东西算是本土的呢,还是国外的呢。现在有不少中国作者写的外国人的传记、评传,就很让人怀疑。作者真有那个能耐搜集那么多原始资料么。假如没有下过这番功夫,又怎么能写出具有原创性的传记、评传来呢。

此外有个“编译”的说法,也很容易混淆是非。“编译”这个词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人用过,但不是现在的意思,那时候“编”是编纂,“译”是翻译,是两件事;现在合并成一件事了。很多图书署名张三或李四编译,也不知道这书跟原来的书是什么关系,是摘录,改写,还是原样照搬,只为躲避版权玩个文字游戏而已。

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为中国的作者提供了模仿学习的参照物。我们许多作者就从立意,构思,甚至语言——当然是已经变成中文的语言——上“依样画葫芦”。比如《百年孤独》中译本出版后,不少号称原创的小说,开头都是:“许多年以后,面对什么,某某将会回想起什么。”为何《百年孤独》翻译过来之前,没有作家这么写呢。那么《百年孤独》是帮助了我们,还是跟我们竞争了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要加入翻译史的部分才算齐全。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文学,颇得益于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福克纳、川端康成、艾特玛托夫等,影响尤其明显。外国文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像驼鸟把头扎进沙土似的强调自己的原创性。有些评论家阅读量往往有限,看见什么就说是原创的,不知道别人早已写过了。

这些年里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不仅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也让我们了解了文学写作的不少模式与写法。去年《假如明天来临》的作者西德尼·谢尔顿去世,我对记者说,不妨将他称作“中国流行小说之父”。因为在谢尔顿、普佐和黑利等人的书介绍到中国之前,中国还不知道有“流行小说”这回事。这种小说有一套基本的构成要素和写作模式,我们正是从这些作家那里学来的,其中谢尔顿的影响尤其巨大。现在不少中国作家写的都是这路“流行小说”,有意无意地受到他的影响。

原创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可以从多个层次和方面来把握。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视野、阅历和知识,必须知道什么是已经存在的。知道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学,一是不学,不学才是真的“原创”。但说老实话,做到这点非常困难。无论是理论,还是小说、诗歌、戏剧,几乎已经不可能有人再写一本书,说一套话,意思一点儿都跟人家不一样了。绝对的、完全的原创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我想提个最低标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就有原创性。

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话呢。第一,不能只有一个来源,得兼容并蓄;第二,不能人云亦云,尤其不能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说话;第三,不能从现成的结论开始说话。第一点可能好办,第二点是个问题,第三点就更是问题了,而且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最吃亏的地方。我们很习惯于把现成的结论领来,当成立论的依据。举个例子,一九五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全国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出了一大套《胡适思想批判》。胡适说,也许除了他自己,没有谁把它们全部看过一遍。我感兴趣的则是,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上头领来一个胡适是坏人的结论,大家就想方设法说他怎么坏;过了几十年,胡适又变成好人了,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当年那番作为呢。类似的事情,在一九五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非常严重。逻辑学告诉我们:大前提一定是公理,小前提一定要与大前提相合,如此结论才能成立。而现在很多文章,大前提本身往往是需要论证的,却被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个道理,胡适早就讲过:“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让我们从避免“丐辞”来讲原创性罢。

强调原创性,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原创性。原创就是我们真的给这世界增添了一点新的东西。这未免太难了,所以我对“原创”一词一直存有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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