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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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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感逝篇——谷林先生纪念  

2009-04-30 10:3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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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没能去看他,除一直为脊柱病痛所苦——他最后一封来信中有“知道你‘艰于起坐’,殊不安。……老伴与你同病,竟日卧床,已约两年”之语;再就是想等我的《周作人传》出来,给他送去。先生恐已无力通读,但随便翻一下也好,哪怕只是看看模样呢。可是这书迟迟不能印成。及至样书到手,已经来不及了。十几年前父亲去世,我曾说:父亲不在了,我感到特别寂寞,这寂寞令我窒息,很多应该和他说的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人生若形容是出戏的话,它至少是要演给一个人看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明白这一点,可我的戏还得演下去。现在这样的话又要重说一遍,然而大概也是最后一遍——对我来说,今生今世怕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了。

    谷林先生曾将他当年剪贴的一叠知堂《亦报》刊文赠我,并有题跋:“此时犹绿鬓少年,今则须眉皓然矣。止庵留之当能知余重视翁之笔墨非一朝一夕事也。零四年三月十三日柯记。”又赠我周氏手稿三篇,著作十几种,以及《艺文杂志》若干期。——他来信说:“四十年代的那套《艺文杂志》,我有一套(止于三卷一、二期合刊),不知你有用处否。近日取出来略翻目录一过,估计以后也不会再去看它,故很想贡献于你,他日见过,望能带走。《如梦记》是由此刊首先连载的。《希腊神话》则只乍露半面。”(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这是他的“赠书帖”,其谦和如此。先生读书仔细,每每随手校订,写在书边。我整理《周作人自编文集》,于此获益颇丰。此外版本取舍、文字统一、标点规范等,也得到他详细指点。而《老虎桥杂诗》一种,更赖他当初据周氏出借孙伏园的手稿录下复本,才得以完整保存,首次印行。我们见面,谈论这一话题最多。我曾提到想写“读周杂记”;他说:“前信中提到好几种写作的打算,我都很有兴会,首先是读周杂记,这个题目就好,当时就想借用,因为闲翻此老资料,每有点儿触动,或可写出几节数百字的劄记来。”(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后又说:“很想能把‘读周杂记’真的记下来,例如《知堂杂诗抄》为何把李和儿卖炒栗列在卷首;许宝骙挺身而去,自述曾作说客,力劝知堂下水;此等事迹似皆不宜置而不谈。”(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后来发表的《读许宝骙》等十来篇,大概即在“读周杂记”之列,另有未刊稿《德不孤,必有邻》尚存我处,《答客问》和《书简三叠》中亦略有申说。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只指出一点,有论者称:“尽管他偏嗜知堂文章,然而对其人似乎并非没有保留,答第三十二问周作人散文观感时心态大有意味,引述旁人的称赞居多,自己的评价则欠鲜明,最末以一句‘不必多说’打发了事,看来谷林玩物并不流于丧‘道’。”其实那里写得明明白白,绝非“打发了事”。先生来信有云:“你说到×××的文章,我似不曾寓目,也许看过又忘掉了。”(二○○五年四月十八日)这使我想到孔子所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些天我把谷林先生的几种著作找出来重读,但是看到《答客问》里有一节说:“至于我,写作的时间很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七十年代末方才开始,写作的数量更少,要从这样的短与少中去考查我这个人,考查所得也只能是微乎其微吧。”不觉惘然。先生文章可以传世,其待人接物惟二三子约略知悉,而这又恰恰是难以言说的。大概还以陈原《无题》讲得最好:“……这人也是宁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绝不苟且的,诚恳到无法形容的。”我曾说自己对先生的印象也是如此,而且减少一句则不完全,增添一句又嫌辞费。废名有云:“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陈原所说,归根结底亦即 “合礼”;然而谷林先生却仿佛天性如此。废名尝以《庄子》“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加以说明,吾今于谷林先生亦云然。前些天有记者采访,我说先生是一位躬行君子,一位蔼然仁者,一位纯粹极了的读书人。这说法本诸《论语》,他的确很像那书里的人物,气象在孔门师徒之间。与“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孟子,就没什么关系了。多年来谷林先生于我,如《论语》里颜渊所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盖虽常以文章之事请益,我所学者亦在做人。至于先生自己,则可另外借用《论语》里曾参所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然而这些都是陈述事实,并非刻画形容。先生自谓:“我直到五十岁时在咸宁五七干校才通读《论语》的,仍没有细看注解,望文生义,不懂的地方没有着力,自以为懂得之处恐亦未必正确,至于别有会心,自更无从说起。”(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身体力行,胜于皓首穷经者也。谷林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最好的一脉,然此亦时隐时现,他不在了,恐怕就断绝了

谷林先生曾来信说:“我在‘后记’中先把书的读者按以前的印数估计为一万个,接着见到谢其章的估计则为一千个,我重又依他的估计改了,我觉得他的估计较妥当。”(二○○四年七月十六日)所指的是他的“读者群”。他那一辈作者中,有比他作品多的,却不及他文字精致;有比他声名大的,却不及他见解通达。这后一层尤为重要。先生来信说:“近数十年的运动文章,包括领袖人物的所谓重要讲话,一概是先有定论,然后举例发挥,与抒情散文虽小大不可比拟,其实是同一品位,盖独缺性灵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而他所受时代局限甚少,既不泥古,亦不趋时。假若但见辞章之美,或以小品目之,未免浅尝辄止,舍本求末。且举一例,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七日来信论钱谦益事云:“柳如是劝钱投水,钱伸脚入水,嫌冷,遂弗死。这个故实,一向被当作笑谈,我似乎觉得也能理解。即证以柳如是并不因此轻牧翁,可见当作笑谈的人其实搞错了。我自己年届八旬,已不以死生为意,想牧翁亦该如此。盖柳氏以当觅死地,全臣节,牧翁固以为无可无不可,其襟怀较柳氏略高一头地也。”此即如其所说:“我们平常爱说‘通情达理’,能平平实实对待这四个字,这就很好——也许太好了。”(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情先于理,情移而后理入,此所以‘拈花微笑’为悟彻也。”(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写到这里,我想起废名《我怎样读〈论语〉》里的话:“我生平常常有一种喜不自胜的感情,便是我亲自得见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识见,他从不欺人,……”觉得也可以借来一说我与谷林先生结识十几年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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