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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话说出版事  

2009-11-24 11:38: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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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出了不少关于书的书,有读者写的,有编辑写的,有卖书人写的,有收藏家写的,读来都有意思。但我总有一点不满:书这码事儿,有写书——出书——卖书——买书——读书一系列环节,进而言之,“写书”又涉及作者、收入,“出书”涉及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卖书”涉及书店,“买书”涉及收藏,“读书”涉及评论,此外还有审查、评奖,等等;而作者囿于一己见闻,往往只说到其中一小段儿。譬如收藏家注重版本,出版社当初推出某种版本时有过何等考虑,他就未必知晓了。我一直期待着有一本书,能够把书的来龙去脉都给讲讲,而且生动具体,要言不烦,不板面孔,如道家常。——最近读到李长声的《日下散记》,可谓于愿足矣。

    作者说:“朋友金子胜昭笑问:年将不惑,那你打算做什么?便答曰: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二十年贩“日”记》)他的研究著作迄未完成,却写了一系列随笔。然而随笔也正是有这个做底子才写得好,也就是说,有大品的分量,小品的态度,何况作者是文章高手,笔下特别有股潇洒劲儿。李长声向被称作“知日派”,这大概为有别于“亲日”或“反日”而言。其实彼此并不在同一层面。我读作者的文章,有气量,有见识,有材料,有趣味,“亲日”或“反日”并不需要这些,借用《庄子·齐物论》所说,它们那是“大知闲闲”、“大言炎炎”。至于作者说:“当初有志于撰写日本出版文化史,很留意数据,而此一时彼一时,数据反倒变成了阅读的累赘。”我倒觉得“数据”恰恰构成随笔里的“干货”,否则写随笔岂不成了扯闲篇儿了。而作者讲的“出版文化”,已将有关书的整个流程涵盖在内。正如其所说:“日本出版之丰富,之精美,之繁荣,对我的震惊盖过了文学印象。”但凡对书有点兴趣的人,读了总能长些见识。

      作者说:“倘若这些随笔似的东西有助于业内人士了解日本书业,又能让业外的读者窥见一下出版内情,平添些读书的乐趣,那真是望外之喜。”我也在出版界混过些日子,凭一己经验,以为就中可资借鉴之处颇多。譬如书中所讲“文库”、“全集”、“新书”,以及“匿名书评”等,我们都不妨采取“拿来主义”。说来过去中国的出版人也曾学过几手,譬如赵家璧说:“那时,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专诚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我虽不通日文,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也还能粗知大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我回家后,灯下枕边细细翻阅,颇有启发。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名目繁多,有称丛书、大系、集成或文库之类,范围很广,涉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都不是新创作,而是已有定评的旧作的汇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编辑忆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于是便有了所主编的煌煌十卷《中国新文学大系》。我读《日下散记》,才明白他是受了日本“全集”的影响。以后我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但据作者介绍,日本此外还有“文库”和“新书”两种形式。“日本出版行业惯行把图书类分为单行本、文库、新书、全集等。文库本平均价格约为单行本的一半。先印行利润高的单行本,赚足了之后再考虑出文库本,细水长流。不少文库版图书一印再印,发行量惊人。”(《打破文库的传统》)“若说‘新书’的特点,首先是轻便,适于袖珍、便携,充分体现了书可以在户外车中随意获取信息这一长处。第二则在于价廉。‘新书’是日本简装书丛书的代表。从广义上说,‘文库’也属于简装本丛书。‘新书’基本是直接出版新作品,凭选题取胜,而‘文库’以改版重刊古典等作品为主,平分秋色,各有各的用武之地。”(《新书文化——中间文化》)我们也出过“口袋本”,多少类似“新书”,不过动静不大,出的也多半不是新书;至于“文库”,无论岩波文库之“选书精良”、重在“教养主义”,还是角川文库之“时尚化”、“读了就扔”,我们好像很少有类似举动。有一套“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但是价格未见特别便宜。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出版界没能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时候,有计划、大规模地尝试通过“文库”、“新书”这种降低书价以扩大销路的办法,进一步巩固与读者的关系。虽然其间可能有困难,譬如发行渠道和结款方式之类问题,但不管怎样,等到网络阅读兴起,再想以类似办法保住读者只怕来不及了。作者谈到如今日本的情况,也说:“时代发展,纸媒体不再是龙头老大,电视、因特网、手机夺走读者可支配的时间,出版物的统计数字一味增长纯粹是美梦。”(《小林一博:书的三大罪》)可惜《日下散记》问世有些晚了。

      前面提到“全集”,除类似我们的“丛书”者外,还有作家个人的全集。作者介绍了夏目漱石全集的不同版本,一九三四年岩波书店版十八卷本《漱石全集》和一九七年集英社版十卷本《漱石文学全集》,尤其引起我的兴趣。前一种的编辑小宫丰隆的“校订方针来自德国文献学,是‘原典主义’,有原稿依从原稿,没原稿则根据最初发表的杂志、报纸或初版单行本。即使遣词用字有误,若表现著者的个性,就不予订正”(《不同版本的夏目漱石全集》);后一种的编辑荒正人“认为,有可以信赖的文本,文学研究才会进步。编辑方针是当时在欧美取得显著进展的文本校订(textual criticism),原稿不过是‘第一次数据’,不能仅仅基于它机械地编造定本。著者也会有笔误,文本校订要考虑各种情况,予以订正”(《文本的校订》)。我想与日本的夏目漱石地位相当的,在中国应该是鲁迅罢。可是我们的《鲁迅全集》,只有一九三八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八一年和二○○五年几个版本,二○○五年版又不过是对一九八一年版的修订,更多工夫用于注释的改动而不是文本的校订。以上四个版本,居然无一附有校记。注释本终究只是一种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部根据手稿、原刊文、结集的所有不同版本汇校,并写出详细校记的《鲁迅全集》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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