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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我读中国文章  

2007-10-14 22:45: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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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散文不过是文字而已;对文字有文字的感觉,也就是散文了。我开始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时母亲从废品站替我找到几本书,其中有部“文革”前的散文选,所收多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如《雪浪花》、《茶花赋》、《土地》、《长江三日》等,这是我正经读的第一本散文。当时私下里一提起散文,大家总是说这三位,篇目也是那些篇,我也就真的以为好了。这本书我一读再读,后来大哥借给表姐,我怕丢了,非逼着他尽快索还不可;大哥已回到兵团,来信中有句话我还记得:“不过是一本缺头短尾的破书而已!”那书的确连封面扉页都被撕掉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以后我又读到三位的散文集子,像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等,觉得才分略有出入,以秦牧较为逊色,这只要拿他模仿《金蔷薇》写的《艺海拾贝》与原作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他们的影响一时还消除不去。虽然慢慢儿地也看出布局谋篇多半落套,结尾往往硬行拔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以为只是意思不好,散文总是这个写法,——也就是说,散文这一概念,对我来说,还只限于抒情散文这一文体。“文革”后轰动一时之作,例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其实也在这一方向上。

   中国古代文章也读到一些,当然是人人称道的《古文观止》之类,而最用心读的,乃是唐宋八大家的篇什,像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此后又找到韩愈、柳宗元、苏轼和曾巩的集子,重点读“记”,兼及“论”和“序”。对明清宗八家者,只有归有光和方苞读得较多。同时开始接触现代散文,却以朱自清为主,还有冰心、俞平伯等,都是《荷塘月色》、《背影》、《寄小读者》、《陶然亭的雪》这路文章。总之我还是按照文学史的现成写法来读散文的。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朱自清等,与杨朔辈说来颇有相通之处,这更使我对散文难以形成什么别的看法了。

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九八○年面世,我读了眼前不啻另开一番天地。与从前看的那些相比,显然有个高下之分,不过还是觉得其意义只限于叙事散文范围。很早以前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时回想起来,觉出别有一番好处。以后又读了《左传》、《史记》等,于是关于叙事散文,大致有个认识了。但是上中学时留下的印象,散文抒情叙事各成一体,互不相干,这似乎已是前提,轻易不能动摇。仍觉得散文以抒情为正宗,而要写恐怕就得像杨朔他们那样拿着劲儿罢。在我头脑之中,尚且没有一个完整的散文观念。

   一九八六年对我来说是个关键年头。先是在书店里看见一部《知堂书话》,几经犹豫才买下来,早听说周作人是散文大家,此前却一篇也未读过,我当时有个可笑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从他这儿读到“真正的散文作品”,也就是说,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这样也就没马上看出这本书的特别意思。以后又买到他三本书:《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都是影印本。读了一遍,我甚感诧异,那种抒情散文,怎么他一篇也不写呢。这里的《乌篷船》、《苍蝇》、《石板路》、《风的话》等,看题目仿佛是抒情之作了,然而根本不同,既不渲染夸饰,也不刻意做作,老老实实把一点真实感想写出来就是了。当然这些并非抒情散文,而是随笔。随笔这一形式,首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对我来说,其意义却是涵盖整个散文的。周氏写《乌篷船》等,与谈读书或谈思想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他所有文章,都是这种态度。再联系到前述几部叙事散文著作,若论态度也很自然。我因此明白对整个散文来说,自然实在才是关键,而无拘什么文体。杨朔等人的东西,坏只坏在装模作样,而这正可以向前追溯到桐城派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论、传、序、记、书、启等,当然并非抒情散文,但白话文中抒情散文的毛病,根子的确扎在这里。散文不止抒情一路,它并非什么主流,就算写抒情散文,也不当是那般写法。我尽可能多找知堂的文章来读,上溯从前读过的《论语》和《颜氏家训》等,似乎看到中国散文的一条正路。从这年底到次年初,我又花四个月的时间读《庄子》,此前虽然也看过其中几篇,但是没有这么用心,一字一句地斟酌。《庄子》是中国文章另外一条正路,——说是“路”恐怕不大确当,因为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庄子》当然表现自己,但是才华绝世,而又轻松自如,相比之下,后来从唐宋八大家到杨朔、秦牧、刘白羽,写得虚张声势,其实并没有多少才华可言,这可以说是从另一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念。重读一遍《古文观止》,觉得从前当范文来看的那些篇章,策论往往故作惊人之语,颇不讲理;游记则多半空洞无物,实在没有什么看头了。什么“韩潮苏海”、“文起八代之衰”,都是胡说。

这一年我二十七岁,在散文方面才真正有所觉悟,较之小说与诗要迟钝得多。此后中国文章可以说从头读起,从前都算是白读了。我的体会后来总结成四句话,即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末后两点分别就思想与文章而言。我又曾说不喜欢载道的文章,不喜欢因循的文章,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载道即对着正统,因循即对着规矩,若盛世则与好话好说及合情合理居于相反位置,但又特别有所强调罢了。以此为标准,大致可以看清中国文章是怎么回事。前述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到杨朔、秦牧、刘白羽,或许还可以加上后来余秋雨之流所谓“文化大散文”,正代表了中国文章最坏的一面。至于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绝对不是什么上品。总而言之,中国散文正统和规矩两路都是要不得的,要想体会好处,须得反其道而行之,从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方面着眼。

   中国文章若以时期划分,当以先秦、魏晋六朝、晚明和五四为高峰。先秦文章(此处盖泛泛而言,若细加考订,则我多取疑古一派的说法,认定其中有一部分系后人伪作)尚属草创,一概没有成法,特具鲜活气象。最可称道的当然是《庄子》了,所谓“恣纵而不傥”,真个自适其适,无拘无束。迄今用中文写作者似乎还没有谁语汇如此丰足,又是那么灵活用法。尝与友人写信论道,说:“什么都不法,就法了自然。”正可以用来形容《庄子》。《左传》下笔既充沛,又精炼,正是恰到好处,描绘也特别传神,是为古今最佳叙事之作。——虽然这未必尽合我对文章的理想,恰到好处其实并非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就更好,譬如《论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即是留有余地之意,恰到好处则已经略显文胜质了。但是若与《史记》相比,《左传》还是底蕴丰厚,沉着大方,《史记》当然更其神采飞扬,只是未免太“满”,有些逞才,比《左传》的恰到好处,好像还要超出一点儿去了。先秦人又最具辩才,聪明绝顶,这里要提到《公孙龙子》,我读它还在中学时候,以后一再翻看,觉得穷尽思路,甚有理趣。此外《战国策》与《晏子春秋》也都立足于这么一点:如何把话说得最好程度。有辩才所以就不着急,主动性总在掌握之中,若《孟子》则嫌气势太盛,有些霸道。《荀子》倒是语态平和,只是章法过于明晰,好像后人写论文的意思了。

   魏晋六朝文章,可以说是只有成就,不立规矩。我们体会得了好处,模仿不了样子;因为真正的好处是风骨,沉潜在底层,尽管字面足够精彩。其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凝练隽永,余味无穷。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曲折优美,都是写景佳品,相比之下,《水经注》更其爽朗,《洛阳伽蓝记》稍显沉抑。钟嵘的《诗品》笔意老成苍劲。释慧皎的《高僧传》写得活灵活现,在纪传一体中堪称出类拔萃。鸠摩罗什译的几部佛经,如《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等,气度安闲,遣字造句略见拙意,别有一番生趣。其他如曹操、阮籍、嵇康、陶潜等,也不乏杰作。我读文章,一怕炫耀,二怕甜俗,三怕烂调,魏晋六朝散文则正与此相反,作者虽然无不精心结撰,但是阅历特深,才分极高,下笔总有余地,行文每具古涩之气,呈现一种委婉成熟的美,最耐人咀嚼了。

   晚明散文都是性情文章,形容的话就是“情生文,文生情”,但是“文生情”总要胜过“情生文”一点儿罢,所以文章的好毋庸多言,要紧还在情之深浅高下。我因此觉得张岱要胜过此前公安、竟陵两派,说他是集大成者,兼具前者之自如,后者之锤炼,这话不错;但是他更多一个国破家亡的背景,悲欢离合尽皆诉诸笔端,却是他们所尤其不及者。我读《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每每有读三袁和钟、谭时所没有的特别感动。另外还很推崇傅山,他的著作我只读过后人所编《霜红龛文》选本,奇崛泼辣,正所谓“土膏露气真味尚存”。相比之下,三袁等还是文人面貌,尽管不酸不腐;笔底都是性情流露,其间略有厚薄不同。张岱、傅山是过来人,人生的幼稚冲动、痴心妄想一律汰尽了;文章还是过来人才写得最好。这个过来与当下的区别,是为散文写作的一大要害。当然若论公安、竟陵文章,毕竟很可佩服。中郎的游记和尺牍,清新自然,一片澄明;小修的《游居杮录》,色调稍晦,不无哀婉。至于钟惺和谭友夏之刻意文字,呕心沥血,我也觉得很有意义,笔下别具涩意。他们也是游记最好。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因为写的北京,除字句之美外,内容更添几分亲切。至于王思任的《文饭小品》,豪放谐趣,实在是文章与性情两胜了。此外徐渭的不少篇什,李贽的《焚书》、《续焚书》,都自说自话到无法无天程度。金圣叹为《水浒》、《西厢》写的序和批语,更其狂放恣意。晚明文章自在得稍显夸张,不过还是恰到好处。

   前面所谈各期之作,若依正统观念,多有不当视为文章者。其实世间原本没有专门文章,先秦诸子皆然,就连文采最重的《庄子》,“文”也只是一种“采”罢了,毕竟还是要说意思的。后来思想上树立正统,写法上设置规矩,文章入了套路,也就坏了。提出“非正统”和“不规矩”,便有一个从文章以外去看文章之意。中国的好散文,还应包括题跋、尺牍、笔记、日记、语录、诗话和词话。因为一来都不是按照正经路数写的,二来总归有些意思要说。譬如苏轼的确有佳作,但不是平常大家看重的那些,而是《东坡志林》和题跋尺牍。我很爱看笔记,特别是宋明遗老所作,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和《武林旧事》,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清的《三桓笔记》等,气氛苦涩悲凉,分量也比较重。这也可推广至几种小传,如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夏庭芝的《青楼记》,余怀的《板桥杂记》等,往昔人物风流云散,追忆一二,甚可感怀。叶绍袁的日记《甲行日注》,记述颠沛流离经历,也很真挚感人。我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这里所说正可作为反证。盛世文章多粗狂,张扬,青春气,令人生厌。笔记若以类来划分,则首选风土人情和历史琐闻两类,考据辨证类次之,小说故事类又次之。因为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关系,对记述有关北京风俗的笔记更是特别看重,当然这已与文章之事无甚关系了。

   说来我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散文,更为留心。大约五四一辈,只求实话实说,而这就特见性情,譬如钱玄同谈论思想和经史的文章,率真激烈;刘半农的《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风趣滑稽,都是文如其人的。此后作者则于文章上更多用心,而其中成就突出者,都有足够才具倚恃,火候又总能把握适当。譬如梁遇春的《泪与笑》,诙谐感伤,过分则流于无病呻吟;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精致典雅,过分则流于装腔作势;张爱玲的《流言》和其他文章,人情练达,聪明绝顶,过分则流于尖酸刻薄,然而他们都不过分。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白话散文在二十到四十年代,已经相当完美。张爱玲遣词造句之随心所欲,华贵潇洒,迄今很少有人能够比拟。而作为散文审美取向之一的闲适,到梁实秋笔下也已臻于极境。(这里说明一句,如果闲适是目的,则周作人总的来说并不闲适,梁实秋以及前述晚明的三袁等才是闲适;如果闲适是手段,即一种行文态度,那么周作人可以说是最闲适的了。)此后文章当然仍有不小成绩,大陆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写与杂忆》,自然朴素;海外如台静农的《龙坡杂文》,清峻劲健,都有相当地位。但是总的来说,白话散文仍以二十到四十年代成就最大。

   以上所谈,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有两类文章尚未涉及,其一是不喜欢的,不必在此一一列举,浪费笔墨了;其一是对我有特别影响的,需要单独挑出来谈论。在不甚严格的狭义文章范围内,我所受到的影响大致有“正”“变”两路。《论语》、《颜氏家训》和周作人散文,可以称之为“正”。我读《论语》始于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报纸上批判文章多摘引该书,我专挑这个读,约略明白一点意思;后来又从过士行处借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通读过一遍白文。“文革”结束后,又有机会重看,但是仍不曾从文学上着想。如前所述,读了周作人,才联系到《论语》,觉得为文路数最接近,

这几乎是恍然大悟。以后便时常翻阅。《论语》质朴,然而又很润泽,尤其是那些较短的章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说尽了天下文章,而《论语》境界,正在于“文质彬彬”。这里孔子意思都很中肯,话也说得实在,可以说“文”与“质”俱在,一切只须如实记录下来,即如其所说:“辞达而已矣。”也就是《周易》讲的“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对孔子来说,则是本来如此,所以《论语》是君子文章,也就是“君子坦荡荡”了。《论语》好就好在本色,虽然本色文章最难。而“辞”若能“达”,则不乏才具,无所谓“质胜文则野”,只须留神不“文胜质则史”就是了,所以孔子论文,多半都针对后一方面。后来喜欢闪烁其辞、渲染夸饰者,无论“质”与“文”都不自信,说得不好听,就是“小人长戚戚”。这个区别,也可以引用孔子另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即“辞达而已矣”,“求诸人”则是取悦于读者。《论语》只是孔子及若干弟子的语录,但记述者很能领会孔子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孔子自己作文,大概也是如此。

   前述南北朝几种著述,都是既飘逸,又沉稳,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看来似乎更其沉稳,犹如《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更其飘逸一样。即如《文章》篇所云:“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不过须得真“有逸气”,才能谈得上“制之”,《颜氏家训》说来亦自飘逸得很。它是潇洒而不放纵,严谨而不拘谨。然而这并非揣摩分寸得来,纯是修养使然。有一回王亚非问我这书好处究竟何在,我很费一番心思,末了说大概是个“正”字,即此是也。《终制》篇说:“聊书素怀,以为汝诫。”也可以用来形容全书口吻。此老其实一生感慨极多,涉及各个方面,但是暮年为文,又对子孙讲话,所以尽弃浮华,既不虚应故事,也不唱为高调,加之胸襟高远,阅世透彻,所说总是落在实处。而且自家人言语,也就无所拘束,无论先哲教诲,还是身边事例,一律随手拈来,任意应用,但是又不枝不蔓。文章好就好在散聚得当,或者说是收放自如罢。

   前面提到周作人的《乌篷船》等,这些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然而我反倒觉得不过是随意写成,消遣而已,文章虽好,于他却未必算是最好。其最为他人所不可及的,还当数文化方面的批评和读书随笔,如《关于活埋》、《鬼的生长》、《赋得猫》、《无生老母的消息》等。我又尝将其一生创作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以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为界线,各期皆有特色,若论个人口味,则最喜欢中期作品,具体说来,就是所谓“文抄公”者。周氏另有两类文章也甚可注意,一是怀人之作,如《志摩纪念》、《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玄同纪念》等;一是题跋之作,如《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录的那些。他的文章冲淡平和,丰腴蕴藉,疏散从容,朴讷苦涩,最大的好处是在行文的态度上:由唐宋八大家起始,桐城派承续,多少年来中国文章总有点儿作态,作者一提笔就要对读者制造一种效果,不然就不大放心;他则认定根本无须如此,倒不如老老实实写出来,自然本色才是最上乘的,这可以说是全部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了。写家总是死于作文那个“作”字之下,他却根本不“作”;文章不当文章来写,可能就是好文章了。《论语》、《颜氏家训》和知堂文章,虽然文字今昔不同,意思也有差异,共同之处在于质朴与自然,或者可以说写作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合情合理,好话好说。

   我从周氏那里悟得一个态度,但是自己写作,如果说有所师承的话,却还要加上废名不可,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废名文章,最初我只读到选本里所收十来篇,很不解气,便去翻找旧报刊杂志,结果最终竟编出一本《废名文集》来了。这是后话,当初却只为了多所见识。知堂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可领会,后者可以学习。知堂文多苦涩气,乃是作者骨子里的,下笔多很随意,一切自然流露出来。废名则有心不使文字过于顺畅,多些曲折跳跃,因此别有一份空灵,一种涩味。所以周氏不是美文,废名是美文,而我们通常说的美文(譬如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不是美文。废名最怕文章写得“流”了,我很佩服这种不肯轻易向字句让步的精神。他又来得很“怪”,无论立意,角度,论断,都轻易不循常规,特别是《谈新诗》和有关古代诗文的短论,每每令人叹为观止。

   以上是我所谓“正”这路文章,另有“变”的一路,特别提出两家,一是《韩非子》,一是鲁迅的散文。其实“正”与“变”只是根据个人口味所定,未必分出高下。大概区别在亮与暗,或温与冷罢。我自己本性原有此两面,所以两路文章都爱读,只是凭理智来讲,有点害怕自己的黑暗冷酷,愿意尽量多呈现一点光亮温暖而已,所以说一“正”一“变”。《韩非子》似乎多所本诸《老子》,世间动辄就说“老庄”,其实庄与老何干,倒是老韩一脉相承。不过《老子》多断言,也就是不讲理,我曾说它是非人间视点,即由此而来;《韩非子》另讲一番道理,但并不是我们说的“合情合理”的“理”,当然更没有“情”了。人间情理其实是一种限度,《论语》等都是在此限度之内说话,《韩非子》则根本不承认这一限度存在。前者有所顾忌或有所畏惧,后者无所顾忌或无所畏惧。然而可爱与可怕都有魅力。我读《韩非子》,时时感到深入透彻,令人毛骨悚然,非有绝世才华,不足以做到如此,尽管他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韩文之刻毒诡谲,是言辞,也是思想,二者打成一片,本身就是“质”,所以无须再“饰”以什么了。至于所津津乐道的“人主”、“君”、“国”等,我对此毫无兴趣,虽然在他几乎是惟一的出发点。

   前文已经讲过,鲁迅的著作我读得很早。大致说来,是循译文、古籍——小说、散文和新旧体诗——杂文的顺序。鲁迅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三点,一是对人性卑劣伪善一面的洞彻,一是达到这种洞彻特有的思维方式,一是奇异的文字之美。鲁迅文章,极端而残酷地深刻,又极端而残酷地美。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都到炉火纯青地步,真是犀利辛辣,寸铁杀人,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时的鲁迅,心灵最自由,下笔也最肆意。知堂的书话和鲁迅这两本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尤其是在打算写点东西之前;我读知堂,是引导自己暂别浮躁,获得平和的心境;读鲁迅,则为了激发一点智慧,至少也让思想不复循规蹈矩。以偏激来批评鲁迅,并不是妥当的理由,因为他的智慧正由此而来,否则他难以如此深刻;但是鲁迅某些后期之作,未免近乎偏执,好像智慧被蒙蔽了。较之《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文气也往往过于紧迫。至于他的散文,《朝花夕拾》深厚生动,只是偶尔露出杂文气,稍嫌破坏语境;最后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死》、《“这也是生活”》、《女吊》等篇,其实艺术上更为圆满。

   以上是就“不甚严格的狭义散文”而言,扩大到广义的散文范围,则也有几类作品对我有重要影响。第一是诗话、词话。古人此类著述,大致可分为评论和记事两大类,我更重视前者,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薛雪的《一瓢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张炎的《词源》,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印象都很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立论独辟蹊径,然而评价颇有不甚公允之处。诗话、词话每则多很简短,但却体会入微,而前人佳作的好处,正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感受,倘若走马观花,则一无所得。古人谈论诗词,又往往互相联系,彼此打通,窥见共同规律,但始终不离前述具体感受。我正是由此学得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思维方法,而将其记录下来,似乎就是文章的特别写法了,尝称之为“文本研究”。这也可以扩大到古人诗词的注疏方面,譬如金圣叹的《杜诗解》,每每精辟深入,此外杨伦的《杜诗镜诠》、冯浩的《玉豀生诗集笺注》、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等,也都很好。不过我的兴趣在就诗论诗,对考证本事等并不关心。顾随的《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浦江清的《词的讲解》和刘永济的《微睇室说词》,可以说是在古人诗话、词话基础上更发展一步,体会更细更深。顺便说一句,顾随行文潇洒狂放,才华横溢,我觉得近世散文作家,若论才气,恐怕没有比他更大的了。顾随还有一部谈禅的《揣龠录》,更能体现他的风格。

   我继读《庄子》之后,又用了大半年时间,揣摩禅宗。思想上所受影响这里不谈,但是从普济编的《五灯会元》和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学得不少文章写法。这两部禅宗行状、偈颂、公案和语录的汇编,堪称是中国古代的智慧之书,同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散文杰作。一切公案都是自创语境,另立前提,这一思维方式最可留意。禅家又什么都放得下,没有书生气或文人相。说话向来随心所欲,而著之笔墨,文不尽是文,话又不尽是话,文话之间火候正好,总是活泼泼的。古人论诗,有要参活法不参死法一说,其实用之于文,语录最是典范。我之所谓不规矩,真是无逾于此了。后来朱熹的《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等,多少模仿禅宗语录,单当文章看,也是很生动的。

   我的兴趣,至此还是以随笔为主,兼及叙事散文,对抒情散文则多半看不入眼。此后似乎又有一番进境,就是发现二十至四十年代文史方面的论文,很多都是非常精彩的散文。这也可以说是视野的进一步开阔。至此我的散文观念,才算得上是健全了。这方面好的作品很多,如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周叔迦的《中国佛学史》、《八宗概要》,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等。后来此类著述,意思驳杂不提,文字也不干净,佳作好像只有钱钟书的《旧文四篇》和杨绛的《春泥集》、《关于小说》。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也好。而与我个人口味最投缘的,是胡适有关古代小说的一系列考据文章,孙楷第的《沧州集》和《沧州后集》,尤其是浦江清的《八仙考》等几篇论文。这些诚然都是论文,若论态度却是随笔的,闲适的,也就是如胡兰成形容的是“解散”的,而且颇具文章之美。作为论文,它们总都言之有物,无论见解还是材料;当做散文来看,一般说来,较之随笔(譬如梁实秋、林语堂等的作品)更为结实,更有分量。小品的态度与大品的分量相结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

(选自《插花地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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