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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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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俄罗斯文学翻译史(答问)  

2006-09-18 17:02: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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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辈人一样,有着很深的俄罗斯情结。这里且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讲述一下自己所了解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史。我一直认为,假如用“广阔”、“深邃”、“厚重”为阅读标准,求之全世界,惟有俄罗斯文学真正能当得起。一百年来,我国的俄罗斯文学译著可谓汗牛充栋,而且翻译本身也与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无论是人道主义、革命文学还是反思浪潮,都与之息息相关。

 

20世纪早期:《域外小说集》带来新的俄国文学理念

俄罗斯小说在中国的第一个译者和第一个译本有待查证。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翻译外国小说是从19世纪末开始,林琴南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影响很大,俄罗斯小说也是在这一波中译介过来。普希金的《俄国情史》1904年就被翻译了,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和契诃夫的一些作品也是1906年介绍过来的。以林琴南为代表的一批译者,主要以翻译通俗小说为主,喜欢故事情节比较强的,俄罗斯作品不太适合他们的口味,所以并没有受到重视。它们混同在英美作品之中,俄罗斯小说的特性并未显示出来。

介绍俄罗斯小说,首先应该提到鲁迅和周作人,他们1909年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一二两集里,俄国小说占了很大比例。这本书与此前的翻译作品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向中国引进了短篇小说的形式;二是旨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周氏兄弟发现了俄国文学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鲁迅提出的“叫喊和反抗”。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周作人在《哀弦篇》中共同描述了他们的文学理念,归纳起来就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也正是弱小民族文学的核心所在,这些作品展现了人生的实况,不限于某一地域,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状况,是天下所有弱小民族能够共同感受的。“弱小民族”的概念本来特指受到俄国侵略的东欧各国,如波兰、匈牙利等,但是周氏兄弟觉得,1905年以后俄罗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斗争,与弱小民族反抗侵略的性质相仿,因此也把他们归入“弱小民族”之列。在这本书里,以俄罗斯文学作为这一理念的主要载体,眼力就比林琴南等高明多了。“弱小民族文学”的理念,对于后来翻译俄国小说有着很大影响。

周氏兄弟翻译俄罗斯小说,分别从德文和英文转译,所用的是文言文。《域外小说集》中介绍了迦尔洵、契诃夫、安德列耶夫等人,还有斯谛普虐克,总的看来,这些作家对于人生有着非常切实的把握,这在以后也影响到鲁迅自己的创作。《域外小说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销路很差,但是它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氏兄弟比中国当时的文学理念超前了十几年。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起点。此项译事与现实有着紧密关系,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此后,对于俄国文学的译介还在继续,例如托尔斯泰的《心狱》、《罗刹因果录》、《现身说法》等。但是总的来说,仍是在林琴南的翻译路数下进行的。

 

五四运动后:俄国文学翻译成为一极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 周氏兄弟成了著名人物。由他们引领,以白话来译介俄罗斯文学也成了时代潮流。周作人所译短篇小说集《点滴》当时影响很大,其中如托尔斯泰、契诃夫、索洛古勃、库普林、安德列耶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占了很大比例。有意思的是,周作人用文言文翻译的末一篇小说是索洛古勃的,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索洛古勃的。鲁迅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他非常看重这本书,在文章中一再提及。我觉得在鲁迅心目中,绥惠略夫代表了“人”强的一级,阿Q则代表“弱”的一级。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的主人公也是绥惠略夫一路人物,还有索洛古勃的《卑鄙的小鬼》,都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周作人则译了科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此后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又合译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其中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也占到一半分量。而当年不被接受的《域外小说集》也增订重新出版。到了二十年代,有很多译者都开始关注和翻译俄国文学。譬如1921年耿济之、瞿秋白合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此外被翻译过来的还有托尔斯泰的《复活》、《黑暗之光》,屠格涅夫的《前夜》,安德列耶夫的《小人物的忏悔》等。当时热衷翻译俄罗斯文学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它们与中国的时代要求非常切合。五四以后,人道主义成为新文学的主旨,俄罗斯文学是重要的载体。

三十年代以前,翻译界的关注点的俄国作家主要集中在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从普希金开始,基本上都涉及到了。而这时白银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当时选择推介的原则有二:一是经典作家的作品,二是翻译者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譬如鲁迅就特别推崇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可以说当时已经有一支较为稳定的翻译队伍了。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就是耿济之。他主要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这方面就好比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一样。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还是用的耿济之的译本。

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受到苏联的影响,国内也出现了新的文学派别——左翼文学。鲁迅通过翻译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而成为左翼文学的旗手。此后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介绍有所变化,开始侧重十月革命后的革命文学。苏联文学明显分为两类:一是纯粹的革命文学,例如鲁迅译的《毁灭》,曹靖华译的《铁流》,还有《水泥》等;一是同路人文学,例如鲁迅译的短篇小说集《竖琴》,曹靖华译的《第四十一》等。同路人文学的作家以及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不是革命者,但却可以与革命走到一起,故而得名。当然也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此同时,经典文学的翻译也在继续,比如鲁迅去世前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契诃夫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

 

1949年至今:从未中断的苏俄文学翻译

到了1949年之前,苏俄的大部分作家作品,如黄金时代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白银时代的契诃夫、高尔基、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索洛古勃,他们的许多作品都翻译过来了。1949年以后,介绍苏联文学一度成了重中之重,几乎无拘重要与否都介绍过来,同时也在有选择地介绍经典文学。这里必须提到几个有代表意义的翻译家,比如译普希金的查良铮,译契诃夫的汝龙,译屠格涅夫的巴金、丽尼,都在俄罗斯文学翻译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当时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大概有两个标准:首先是按照苏联文学史的格局决定取舍,其次某些作家的去向也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这段时间也有介绍,但因为他在苏联国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否定,所以介绍的量就相对较少,只选择《白痴》、《穷人》、《白夜》等,而《群魔》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则未予介绍。一些白银时代的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或虽在国内但态度消极,如阿尔志跋绥夫、索洛古勃等,就不介绍。在当时的翻译中,还有两种情结在起作用,即革命情结和人道主义情结。前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后者如《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此外,有一位俄罗斯作家,对于我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契诃夫,改革开放后张洁写《爱,是不能忘记的》还讲到此事。在五十年代,契诃夫的小说集和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称得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与这两个作家有很大关系。

关于苏联文学,情况比较复杂。可以分为三路:一是主流文学,其中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确有成就,可也容纳了大量毫无价值的糟粕之作;一是非主流文学,譬如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等,苏联文艺政策很残酷,但却允许这批人的存在;一是反主流文学,这在苏联受到压制,在我国基本上也不介绍,只在内部资料中偶尔出现,比如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生》等。当时一边倒的倾向,使得我们对于当时的苏联文学全盘接受,基本上是那边刚出版,国内马上就翻译过来了。但苏联对于自己的文学评价本身就是被扭曲的,我国又全盘接受了这个扭曲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很多现在已被俄罗斯读者和评论家摈弃的作品,我们还津津乐道。当时的译介的确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是也有一些很好的书,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等。

中国对苏联文学的出版一直没有中断,即使是文革期间,也在《摘译》等内部资料出现,另外还有《多雪的冬天》、《人世间》、《落角》、《你到底要什么》等内部发行的小说。

文革后,1978年春天,我们开始重新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第一批就包括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契诃夫小说选》。迄今为止,对于黄金时代的一流作家的翻译几近完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代表的一批出版社,一直对他们予以关注,出版了不同版本的集子。而第二梯队的作家,部分地翻译了列斯科夫、谢德林等人的作品。白银时代的作家,蒲宁、库普林、安德列耶夫等人都有不少介绍,尽管还存在着重要遗漏。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苏联文学的介绍,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多地关注曾经被有意识地抹煞的那些作家的作品,比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巴别尔等。而对于四五十年代苏联主流文学的作家作品的介绍不再是重点了,即使有所介绍,也引不起太大的反响。但有几位七八十年代的作家,确实曾经受到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艾特玛托夫,还有拉斯普京、阿斯塔夫耶夫、贝科夫、舒克申、叶夫图申科等。在这之后,由于整个文学作品的阅读陷入低潮,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也受到了冲击。至于当代俄罗斯文学,我国也出版了一些,譬如《百事一代》等。但我始终觉得俄罗斯文学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再也没有达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那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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