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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2006-08-25 11:2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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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并非泛泛之论,而是有着切身感受;至少他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批评家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树立一个原则:“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

    自《狂人日记》问世,鲁迅就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小说家;及至发表《阿Q正传》,批评界多所议论。而在作者看来,一概没有说到点子上:“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小说集《呐喊》出版,成仿吾的一番批评,更引起他强烈反感:“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末了这种做法,最是“鲁迅式”的,算得上“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的好例子。

    在私人通信中,鲁迅也时常流露对于批评的质疑与不屑。如: “至于他(金人)说我的小说有些近于左(琴科),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不及他的快活。”(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致萧军)而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他也不大瞧得上眼:“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致孟十还)总的来说,他始终坚持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表明的立场:“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所有这些,不应该简单看做是一种“狂人”姿态。前引文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语,说明鲁迅对于自己的创作,实际上有着清醒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别人所说不确当。在抹杀对《阿Q正传》的各种批评的同时,他自己有所论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际,更对其小说创作的渊源和特色予以揭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而他对自己的作品亦不无指摘。如讲到《阿Q正传》第一章,“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关于《故事新编》,也曾检讨“游戏之作居多”(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致杨霁云),并说缺点在于“油滑”,“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故事新编·序言》)

    我们在这里看到作家鲁迅之外,还有一个针对自己的批评家鲁迅;不管批评精辟与否,至少他知道自己做到了什么和没做到什么。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这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打算做什么,以及不打算做什么,对他来说都十分明确。换句话说,在写作之前和写作之中,鲁迅始终有着自己的前提。偶尔不得不违背,他也很清楚,而且要把话讲明,如:“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呐喊·自序》)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批评家不应该为作者设立前提,而只能在作者自己规定的前提之内,讨论他的目标究竟实现了多少,是否还不够完满。批评家只能批评作家没想到的,或想到而做不到的。对于鲁迅这样自觉的作家,尤其应该如此。别人有关鲁迅的批评是否确当姑且不论,至少那种超出其小说创作前提的批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譬如有个话题被一再提及,就是鲁迅不写长篇小说。当然事实如此,然而我们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此而对鲁迅加以指责或代为辩解都毫无意义。不错,鲁迅有过写长篇的计划“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致山本初枝)在许寿裳、冯雪峰和孙伏园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讲到鲁迅的其他设想。但是鲁迅毕竟没写长篇;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拒绝别人这方面的提议。如:“向未作过长篇,难以试作,……”(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致黎烈文)当认定对方不怀好意时,尤其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准风月谈·后记》)鲁迅放弃了或不想做的事情,我们讨论它干什么呢,这其实是个“伪话题”。鲁迅自己也从来没有把未曾写出长篇小说视为欠缺,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他是将《阿Q正传》与《红楼梦》和《子夜》相提并论的,这似乎也表明他的某种看法。可以说他对此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鲁迅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我们只能在此前提之下,去探讨他对这一形式究竟运用得如何,取得何等成就,抑或有什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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