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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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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面对“美丽新世界”  

2006-06-28 13:23: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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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伯纳·麦克斯这路角色,根本不应该在《美丽新世界》里出现。因为有如书中所写,那会儿人类是由“中央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根据社会需要制造出来的不同种群,而“所有条件设置的最终目的都是:让人们喜欢已经注定的社会命运”,没有谁会另有想法。可是百密一疏,也许伯纳的胚胎在培育过程中所吃的“代血剂里放进了过多酒精”,所以才会与众不同,说出“可是,你从没考虑过以另外一种方式自由地选择幸福吗,丽英娜?比如,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而不以其他任何人的方式?”之类离经叛道的话

《美丽新世界》向被列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本小说中,也有此类异己分子。相比之下,伯纳对于既有秩序的质疑反抗,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浅尝辄止。《我们》里,Ι―330试图发动一场革命,“我”即D503也被卷入其中;《一九八四》里,温斯顿和茱莉娅都是地地道道的叛逆。伯纳不过发点牢骚罢了。何况当发觉行将为此付出代价,他就不失时机地从“保留地”带回多年前走失的琳妲及其与“野蛮人”生育——“美丽新世界”已不采取这一方式繁衍人类——的儿子约翰,从而保住自家地位,甚至一度成了红人。此后遂改由“野蛮人”约翰去质疑反抗既有秩序了;但身为外来者,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有限。

作为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不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另外两本好看。“三部曲”同属幻想小说,都是传统写法;以此而论,《美丽新世界》写得好像比《一九八四》差些,比《我们》就差得更多。不妨归结为人物苍白无力,情节不够曲折。或者要说,赫胥黎的艺术手段不像写《我们》的扎米亚京和写《一九八四》的奥威尔那般高明;然而在我看来却别有原因,一言以蔽之:“合该如此”。《美丽新世界》的特殊价值,恰恰与此不无关系。

《美丽新世界》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六年再版时,作者增添一篇序言,其中有云:“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为手段的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经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须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三年后《一九八四》面世,赫胥黎在给奥威尔——后者曾经是他在伊顿公学的学生——的信中重申此意,指出《一九八四》所写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而已,“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意义。

《我们》里“大恩主”曾经宣布:“假如他们不懂得我们将带给他们数学般准确无误的幸福,那么我们的义务便是迫使他们幸福。”《一九八四》所揭示的,也是同一问题。但这在《美丽新世界》里早已得到解决,因为大家几乎一致把这种“幸福”天经地义般地接受下来。像书中总统对约翰说的那样:“你看,现在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应有尽有,若是得不到的他们也绝不强求。他们是富裕、安全的,而且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每天快活似神仙,不知道激情和衰老为何物;也不存在着父母的问题让他们担忧;更没有妻室儿女和情人所带来的激情;他们都按固定的条件设置从一而终。即使出了事也可用唆麻来麻痹自己——就是那些你认为它夺走了自由,而扔到窗外去的东西。”牵涉《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物命运,构成小说内在冲突的内容,在《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机会发生;除了“美丽新世界”本身,赫胥黎其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位总统还说:“跟受苦受难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来,现实中的幸福就显得平庸了许多。而且,在人们心里,稳定不如动乱热闹;心想事成也不如曲折离奇来得动人,更不如抵抗诱惑,或是为了抗拒激情和怀疑来得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会显得伟大。”已经预先道着我们读《美丽新世界》与《我们》、《一九八四》的不同感受了。

然而《美丽新世界》自具魅力同时也是惊心动魄之处,恰恰在于作者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无所谓其中发生什么异常之事。“反乌托邦三部曲”皆为忧世之作,赫胥黎是从不同于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他看来,甚至是超越了奥威尔去考虑问题。《我们》饱满;《一九八四》激越;《美丽新世界》乍看两样儿都不占,但或许更深刻,至少作者想得更远。我读《一九八四》,的确觉得奥布兰引温斯顿和茱莉娅入其彀中,然后加以折磨,未免浪费时间精力,甚至可能构成对于体制的一种内耗。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正是奥布兰以及凌驾其上的“老大哥”乃至整个体制的乐趣所在。就像赫胥黎说的,“《一九八四》中占少数的统治者信奉的是一种虐待狂的哲学”。奥威尔写毕竟还是人间之事。我曾称其为“终极之书”;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它所展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景象。赫胥黎描写的则是“美丽新世界”。

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那些叛逆者、反抗者,虽然势单力薄,最终难逃一死,但仍然构成小说的主体;《美丽新世界》中,无论伯纳,还是约翰,都不具备这种意义,因为他们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美丽新世界》中的总统也没有《我们》中“大恩主”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那种力量——用句现成的话:缺乏他们那样的“主观能动性”。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同样无所作为。在这里,体制而不是人性——即便是人性之恶——决定一切。赫胥黎所强调的“提高效率”,正是体制而不是人性的要求。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所述仍为善恶之争;赫胥黎笔下善恶俱已泯灭,人性被彻底抹杀。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美丽新世界》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其实“人”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一九八四》里无论温斯顿、茱莉娅,还是奥布兰,甚至“老大哥”,都还是人;《我们》里的人物只叫号码,没有名字,但也是人;《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一个彻底的非人世界。

赫胥黎说:“《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的影响。”科学进步也是《我们》和《一九八四》的重要内容,但到底还是实施极权主义的工具,也就是说,它服务于某种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在《美丽新世界》里,科学进步与极权主义已经融为一体,所要求的“提高效率”,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思路,“提高效率”终将成为大家的一致愿望,而不单单是统治者的“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丧失更多。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都受到《我们》的启发,彼此却不能相互替代。虽然有如赫胥黎所说,“美丽新世界”位于“一九八四”之后,但是它或许距离我们更近。世间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一九八四”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小说中,当约翰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总统回答:“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在“舒服”与“受苦受难”之间,人们很容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美丽新世界》写的是非人世界,它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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