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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新人”的故事  

2006-05-08 09:4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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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为人》的作者说:“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郿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此书面世意义之一,提示我们重新关注当年人物;而其特别之处,是还记述了其中若干不事著述或不以著述闻名者,赵一凡、周郿英、李南、刘羽、加明、陆焕兴等均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一向只能通过阅读作品去认识作者,因此对他们无从知晓。

作者把这些人称为“新人”;书中另一处,又提到“精神贵族”:“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两种提法并无差别。这等人物,惟独那个年代才有;此前此后都无可能,因为没有生养他们的土壤。——此前精神物质一概匮乏,此后则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所谓“精神贵族”,就是视精神为独有财富的人。那个年代提供了一个机会,精神真正登场,为自己找到这样一批化身。他们是中国历史嬗变时期所产生的特殊人物。

讲到中国“新人”诞生的原因,当时有那么一种历史背景,是一回事;在那一历史背景之下,单单他们成了“新人”,是另一回事。《半生为人》并未试图全面解答这一问题,却提供了若干线索;就中契机之一,是曾经启蒙于某种阅读。正是在这一点上,赵一凡不啻是这批中国“新人”的“教父”:“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他们所读的书中,又以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重要,从中所受影响最为显著:“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都喜欢苏俄文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很少能看到西方最新的作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着和我们比较相近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新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新人”的效仿者。正如作者所说:“‘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关于《怎么办》,作者接着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本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强调《怎么办》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所不同,诚为中国“新人”创获所在;不过若将此视为一段思想进程,那么告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立场之后,何以止步于《怎么办》呢。——据我猜想,这或许与阅读范围不无关系。他们所读的,应该主要是此前已有中译本出版者;而未曾译介,或虽有译介但却绝版已久的作品,恐怕不能看到。

即以“新人”而论,俄罗斯并非只有一部《怎么办》塑造过此类人物。“新人”应该是针对冈察洛夫笔下奥勃洛摩夫那类“旧人”而言,被视为新的历史的开拓者。《怎么办》所写“新人”拉赫美托夫是革命者,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是“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此前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了“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同样是“新人”。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长篇小说《群魔》,其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虚无主义者”,却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家。再往后阿尔志跋绥夫写了《萨宁》,主人公萨宁被论家称作“二十世纪的巴扎罗夫”,他是一个极端自私、为所欲为的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萨宁其实都是“新人”。对于《半生为人》里那批读者来说,《群魔》其时尚未翻译,无从阅读;《萨宁》虽在一九三〇年已有三种译本,估计也难得找到。

时至今日,我们不妨对当初俄罗斯的“新人”重新审视一番。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尔志跋绥夫心目中的此类人物虽然面目迥异,也许他们正是同一个人。若从继乎其后的二十世纪来看,真正给人类历史打上烙印的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萨宁的混血儿,而拉赫美托夫只是所戴的一副面具罢了。——如此说法,并非对于视拉赫美托夫为楷模的中国“新人”有所非议;只想指出一点,即当他们将自己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新人”联系在一起时,此种认同可能因阅读范围的限制而受到限制,这对于中国“新人”的自我塑造可能产生某种影响。至于影响好坏,则是另一问题。如果问一句:当年赵一凡给徐晓等人提供了《怎么办》之后,要是再给提供《群魔》或《萨宁》,会怎么样呢。对此大概无从回答。两首出自“今天派”诗人之手的诗,《一切》与《这也是一切》,大致标定了中国“新人”价值取向的两极;接着前述“会怎么样”的话说,那么也许当下《一切》会写得更其充实,而《这也是一切》则马上被斥为虚妄的谵语了罢。然而历史并不允许任何假设。我们不如把当时只能读到《怎么办》,不能读到《群魔》或《萨宁》,视为中国“新人”赖以产生的那个历史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与阅读史、接受史就有这样一层关系,非独《半生为人》所记述的“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为然。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或多或少充当了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母亲角色,实际上我们只看到她的一个侧影。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作者引用过他一句堪称惊心动魄的话:“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但是如果当时读到《卡拉玛佐夫兄弟》——此书四十年代曾有中译本,流传不广;修订重印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中有关“宗教大法官”的描写,或许感到他所为之“痛苦”的乃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

这里所说,仅仅涉及《半生为人》的某些片段;我一再提到“记述”,其实这更是一本思想之书,感情之书。但是对此我却很难讲些什么。——也许只能用作者评价高尔泰《寻找家园》的话来评价它:“即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半生为人》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

一本书的写作可以视为作者与其所预想的读者之间的交谈;他人阅读有如旁听,若是为此写点什么则好比插话了。然而并非所有谈话我们都能插嘴。属于公共话题,说点一己之见无妨;此外贸然发言则难免造次,不得要领。作者说:“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本来特指书中《永远的五月》一篇,以此概括其他篇章亦无不可。我辈普通读者显然不在其列。虽然作者又说:“……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现在我也可以算是在表示某种“回应与认同”罢,不过未必意味着就能介入其中。书中涉及思想,我们不无同感,但很难讲得比作者更其透彻;涉及情感,譬如悼念她的丈夫周郿英的《永远的五月》、《爱一个人能有多久》等篇,读罢令人深受感动,却无法再来形容一二。记得废名说过:“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我们正不妨以静默来表达一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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