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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2006-05-10 12:57: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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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爱玲,常常见到一种批评:她的作品悲观,没有展现理想,不曾塑造英雄。有论家曾引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小说:“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种意见,假如不看作价值判断,单就陈述事实而言,本身并不错。但张爱玲为什么这样,这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所能解释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今天讲的题目——《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这些人物各不相同,都是善良的人,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对于“好”的追求,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但是在张爱玲笔下,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的言丹朱。张爱玲曾经说过:“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所指就是言丹朱。她想帮助一位同学聂传庆,结果差点被他打死。这么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因为聂传庆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就选定了言丹朱;按照他的想法,她根本不应该在世界上存在。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这是个情感很丰富的女性,过去都是她抛弃别人,后来遇到佟振保,却被他给抛弃了。张爱玲说:“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是“这一次,是那坏女人上了当了!”——按照佟振保的想法,娇蕊就是个“坏女人”。在跟佟振保的关系里,王娇蕊很无辜,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多年以后,佟振保在公共汽车见到王娇蕊,她已经变得不像样了,但还是执著于这份情感。

第三个人物,是《金锁记》里的姜长安。姜长安是曹七巧的女儿,资质并不算好,因为已经被母亲给调理坏了。可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她还是很纯洁的。她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得到一点幸福。她遇到了童世舫。这是个经历过世面,希望能够过安定生活的人。他认定姜长安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对于她的缺点,他都不当作缺点来看。但是这场婚姻被曹七巧破坏了。结果姜长安一生也没有找到人。小说写道,她只剩下一点回忆了,不过这个可供她回忆的东西非常之少。

上边这三个人,姜长安也好,王娇蕊也好,言丹朱也好,在张爱玲笔下都落得最悲惨的结局。不过她们的悲剧到底还可以归咎于某一个人:姜长安可以归咎于她母亲,王娇蕊可以归咎于佟振保,言丹朱可以归咎于聂传庆。我们再来看看《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这是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子,她想找一个人,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遇见了她想找的人,可是当天她就生病了。小说里写她不断生病,直至病死,这么一个过程。郑川嫦的悲剧,是一出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一出纯粹的悲剧。她更显得无辜了。

张爱玲这种态度,使我联想到文学史上她的一位前辈,就是鲁迅。鲁迅小说《明天》的主人公叫单四嫂子,她有个孩子叫宝儿。宝儿生病死了,被埋葬了。小说的结尾,单四嫂子希望能够梦见宝儿。作者没有写她到底是梦见了,还是没有梦见。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特地说明,“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给写出来了。言丹朱,郑川嫦,完全有着单四嫂子式的无辜。可以说张爱玲是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在他们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这个态度,鲁迅称为“消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彻底”,也就是不留余地,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在中国现代其他作家那里,要么是没有想到,要么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但是鲁迅和张爱玲写到了。这是两位不同于他人之处。

这样一种写法,我觉得其中包含着两个视点。其一是人间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看。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此来看待自己或者别人,正是一个人的看法。其一是在这个视点之上,俯看整个人间的视点。是把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刚才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无论写《明天》的鲁迅,还是张爱玲,都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人间视点出发,他们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愿望,这时作者完全认同于他们,承认人生的价值;从俯视人间的视点出发,则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

这样两种视点,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两本书作代表。《论语》代表了人间视点,那里孔子总在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总是从人的角度发表议论。《老子》代表了非人间的视点,当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及“大道废,有仁义”、“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等时,我们发现,作者是超越于所有这些之上,所指出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可能性。不是说假如“天地不仁”,而是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作为“万物”或“刍狗”之一来说这件事情,他和“天地”是处在同一位置。我觉得正因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他们笔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他们写到单四嫂子、言丹朱、郑川嫦、姜长安,才有这种态度。

我们可以具体看看,同时拥有两种视点,在小说中是如何实现的。《花凋》中的郑川嫦生病了,末了不想活了,计划自杀,但出去转了一趟之后,家人把她给接回来了。这时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自己病得不行了,所爱恋的人也不能再等她了,整个世界对她来讲,除了生病已经没有别的意义了。她反而安心了,甚至变得有点乐观了。接着小说写她母亲在弄堂里发现一个卖鞋的,可以买便宜的鞋,她给每个孩子买两双,给川嫦买了三双。然后写道,“当然,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不久她又要设法减轻体重了,……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可是接着就是一句话:“她死在三星期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写到母亲买鞋和川嫦的想法的时候,作者认同于这些人物;当写到“她死在三星期后”的时候,作者是俯看她们的。这就是两种视点。

张爱玲后来写了一篇小说《色,戒》,主人公叫王佳芝,她参与一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当正要实施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要杀的这个人是喜欢她的,于是她把这个人放跑了,这次行动也就失败了。我第一次读这小说,奇怪主人公怎么没有结局,她到哪儿去了。仔细一看,原来说:“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然后写:“她临终一定恨他,……”本来是女主人公,现在却成了“统统”之一;这里我们明显感到作者视点的转化。这样交代人物,用的就是非人间或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

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把言丹朱打得要死。但小说最后一句话说:“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聂传庆跑不了。整个小说都是从聂传庆的心理出发,他这么想,所以才这么做。但是当写到“他跑不了”,作者就不管他了,把他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怎么办呢。此时这个视点也是人间之上的视点。

附带说一句,大家都讲,张爱玲和市民文学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刚才讲的这些,恰恰是张爱玲最不同于市民文学的地方。因为市民文学一切都是基于人间视点的,并没有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大团圆也好,都是人间本身发生的事情,这是市民文学的特点所在。而张爱玲不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看,张爱玲笔下另外一些相对成功的人物。写他们的时候,作者其实还是用的两种视点。第一个要提到《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是离了婚的女人,住在自己家里。有天晚上来了个客人太太,报告白流苏的前夫死了。于是她在家里住不得了,突然面临生存危机。经过太太的提示,白流苏明白自己需要找个男人结婚。她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如此。——张爱玲后来讲,“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经过很多的波折,最后她嫁给了范柳原。但是这个结局,完全不是白流苏自己的成就。因为范柳原只想把她当成情妇,不愿意正式结婚。白流苏花了好大精力,都白费了。小说快到中间部分,这个结局已经定了,她只能做她不想做的事,变成范柳原的情妇。谁知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两人的关系因此改变,白流苏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她终于如愿以偿地结婚了。小说结尾处说:“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实际上张爱玲还是用俯视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在她看来白流苏自己的一切努力并无意义。以后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白流苏并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是因为“倾城”,才成就了她的“恋”。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曹七巧。张爱玲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似乎可以理解为,她超越了张爱玲对待人物的一般安排。曹七巧的“彻底”就是“彻底破坏”。破坏可能喜欢她,也可能是算计她的姜季泽;破坏她的儿子姜长白;破坏儿媳妇芝寿和儿子的妾绢姑娘——她们都死了;破坏她的女儿姜长安。当然她更破坏了自己。我们可以说,曹七巧是个人世间的英雄。但是她超越不了这一点。小说结尾有一段话说:“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谣言说她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停在摊子跟前,他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也许她用的是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当然这不过是谣言。”这时曹七巧已死,也就管不了了。说来她这个英雄还是有限的,她的力量超越不了人世间的范围。而张爱玲写到结尾的时候,眼光注视到人世间与人世间之外。在人世间之外去看曹七巧,她无能为力。

张爱玲笔下这些人物,大多出现在《传奇》这本书里。《传奇》的前后顺序,并不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列的。如果按照写作顺序重新排列一下,以最后一篇《留情》(写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对比第一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会发现不到两年时间,作者的风格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如果我们以中间一篇《年青的时候》(写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作为临界点的话,此前的小说,把刚才说的那种残酷之美,写到非常极致,非常彻底。无论《金锁记》也好,《茉莉香片》也好,《倾城之恋》也好,张爱玲把人和人之间,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冲突,都写得很激烈。与此同时,小说的意象很丰富,语言也很华丽。从《年青的时候》开始,小说的情节性减弱了,相伴随的,小说里的意象减少了,色彩也变淡了。但是我觉得,她的残酷之美仍然存在。以前她更强调冲突;以后她更多写的是人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更强调的是这一点。其实这里还是有两个视点,只不过人间视点更把非人间视点所看到的东西视为前提,非人间视点被融入到人间视点之中。

举个例子,就是《传奇》里最后写的那篇《留情》。小说写一对夫妇,男的叫米晶尧,女的叫淳于敦凤,是他的小老婆。小说开始,大太太病了,先生要去看她。敦凤有点不高兴,说我也要出门。先生就跟着她到她的舅母家了,在那儿百无聊赖地呆了好长时间,终于走了,去看大太太。这时敦凤跟舅母说,她与先生其实没有什么感情。——我们知道,先生那时已经有六十岁了,而敦凤才三十七岁。一会儿,先生回来了。敦凤感到高兴,两个人就走了。这时候小说写天上出现了一道虹,“先生仰脸看着虹,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然后说,“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可是正因为这样,先生还得要留住跟敦凤的情,虽然这个情并没有什么情;敦凤也要留住跟先生的情,因为她也要活下去。他们得相依为命。小说结尾处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创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我们发现,这时的张爱玲,跟写《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时的她有些不同了。以前的张爱玲好像什么都可以写明白,多少有点年轻气盛;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中间相隔不到两年——她已经觉得有的事情是没法说的。这世界是个事实,对此你只能把它接受下来。因为有个人间之上的视点,把世界看清了;然后她再回到人间视点来看这些事情。这个特色,可以叫做苍凉。

张爱玲还有一篇小说《鸿鸾禧》,写一个人家娶媳妇,新娘子叫邱玉清。《鸿鸾禧》这篇小说有点喜剧色彩,此前的《琉璃瓦》,此后的《五四遗事》、《相见欢》,也有那么一点。但这些小说,我们读起来却有不同程度的苦涩滋味。尤其是《鸿鸾禧》,写的虽然是件喜事,但完全是悲的味道。刚才说的《留情》里没有什么“情”,同样《鸿鸾禧》里也没有什么“禧”。婚礼过后,玉清的婆婆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看见的婚礼:“那天她所看见的结婚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她儿子的喜事是小片小片的,不知为什么。”整个小说,读来就是这样一种淡淡的悲哀。这种悲喜交集,正反映了作者的两种视点。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句话里隐含一层意思: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进一步说,悲倒是人间视点的体现,因为觉得它有价值,才有悲凉的感觉;而喜剧呢,倒是非人间的视点的体现,看出它的可笑之处,它的无价值之处。悲剧和喜剧关键并不在于结局如何,或者说不仅仅在于结局如何,而在于你是怎么看法,在于是用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

刚才说,张爱玲的小说有两种特色,一个叫残酷,一个叫苍凉;前期的小说残酷色彩更重,后期的小说苍凉色彩更重。而苍凉是因为有个残酷的前提:残酷之下,这个人还得继续活着,就是苍凉。这在她后期的小说里,表现得更明显。从前的她写得非常饱满,非常彻底;现在则是一言难尽,乃至无以言说。五十年代以后写的《五四遗事》,由《金锁记》改写的《怨女》,还有《相见欢》、《浮花浪蕊》、《色,戒》,以及新近发现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几乎都是点到为止。

《同学少年都不贱》写的是一个人活在世上,要给自己找个支点,找个生存的理由。小说描写赵珏与恩娟两个女人之间微妙的心理关系。题目是从杜甫的诗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化出来的。改了一个字,当然不是误记。“都”比“多”还多,所多出来的“不贱”,正是主人公赵珏的自我感觉,具体说来,是她与恩娟相比较的感觉。赵珏的姨妈曾提到恩娟“这股子少年得意的劲受不了!”——恩娟早已是“不贱”了;相对于成功者恩娟,赵珏处处不如意。但在小说结尾处,赵珏找到了自己也“不贱”的感觉。原来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女学生都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过了某个年龄,这种事情就过去了。赵珏曾经喜欢一个人,恩娟也喜欢一个人。但是没过多久,赵珏就不愿意理那个人了。小说结尾的时候,恩娟来看她,讲起自己喜欢的人,还是非常在意。这时候赵珏发现,恩娟从来没有走出这个情结。她想,“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恋爱过?”相比之下,自己毕竟是真正有过爱情的。这时小说写了一段话,犹如神来之笔:赵珏想起得知甘迺迪(肯尼迪)遇刺时,她正在家里刷碗,“甘迺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恩娟与她正好有此一比。接着写道,这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由此,赵珏取得了人生的立足点。这是张爱玲深刻入骨的地方。

据专家考证,《同学少年都不贱》是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间写的。《传奇》里最早的一篇小说写于一九四三年,其间经历了三十多年。张爱玲的创作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她自己的发展变化。她的早期小说写得很强烈;她的后期小说,用胡适的话来形容,叫做“平淡而近自然”。也就是说,更多言外之意,需要细细体会。张爱玲的早期小说,比如《金锁记》《倾城之恋》,非常有名,对大家影响很大,于是论家或读者就以这些作品作为整个张爱玲的代表,认为这才是她的风格所在。后来她的写法发生了变化,大家就觉得好像写得不如以前。在我看来,张爱玲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风格,它们之间又有一致之处——她始终是用两种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她看到他们悲剧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喜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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