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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阅读是一种游历

 
 
 

日志

 
 

最后的日子(上)  

2006-12-29 14:48: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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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雾散尽了

       冬天真的来了

 

   这是我父亲沙鸥先生得知自己罹患肝癌两个月后写的一首题为《夜航》的诗中的两句。那是九月份,当然不是写实的;冬天一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真切感受。父亲一生中最后的日子就这样突然来到了。他的病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医生说过只能再活两三个月。姐姐和我把他接到北京,其实我们(包括他自己在内)所做的也只是把这段时间尽量延长一点而已。我就是学医出身,至少对我来说,始终是在心上笼罩不散的阴影。这样过了一年多,病势终于恶化了。他自己最后一次去看病,我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忽然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一种被什么所惊扰的神情,当时我想如果真有死神的话,那它就站在我父亲的对面。那眼神是莫名的,也是无辜的——人的生命在巨大的面前,仿佛是在动物世界里看到过的被猎豹扑倒的一只幼鹿。我明白这回我真的要永远失去我的父亲了。无论我们再做什么,也是没有用了。父亲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我想这个病可能最后会很疼的,还是有点事情做好,可以分散注意力。就在那时他重新修订了几个月前草拟的《写诗论》目录,这本书他酝酿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动笔,这回他下决心写了。这是他一生都想做的事情,我知道他也是觉得再不做就不再有机会做了。我们想出几种抓紧时间做成这件事的办法,然而他再没有力气拿笔,甚至没有力气口述给我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的死来得太快,太决绝,就连这个最后的机会也没有给他。

   父亲去世前一个月诗人梁上泉来探望他,问到病情,他说:不行了,反正谁也违抗不了自然规律,去就去罢!他也曾对我说过没有什么之类的话。但是他去世后我想,虽然人无不死,对人人其实并不相同,因为不同的人对有不同的感受。这样的说法未免自私,我是觉得对于父亲来说,面临生命永远结束那一刻可能就更难一些;关于他我总想到张岱的《自为墓志铭》,父亲这个人实在太爱生活了,而且这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学意义上的热爱。对此我曾写过这样的话:父亲活着,他是一切都要‘好’的……后来我参加了黑龙江作协举行的追悼他的座谈会,很多人都讲到曾被他招待饭食,说那真是美好的回忆。父亲会做菜,到了专门成家的程度;他也爱吃。他病情恶化后几乎不能进食,在床头放着的是几本谭家菜、四川菜的菜谱,这差不多是他最后的读物。这也是只有他才能体会到的乐趣。他曾经以很难想象的毅力与疾病搏斗,他最后的一年半差不多都是在一次次化疗、因化疗而引起的发烧和一碗接一碗地喝汤药的日子里度过的,大概支撑他的也就是这点生意罢。在他病中写的《从〈故乡〉到〈寻人记〉》一文中说:我渴望着我的生命中还会有一个春天。然而这生的渴望不能实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在医院里晚上都是靠吃安眠药入睡的,——让他这样的人在黑暗中去冥想即将来临的永恒的黑暗,真是太残酷了。

   父亲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我在他生前为他的《失恋者》写的序中说:他也还不能算是那种‘自我关注者’,若拿入世出世来界定,恐怕还是当归入入世一派罢。但是虽然早知道了这一点,我也不能不沉重地回想起他最后在家里养病的这段日子实在是很寂寞。他不断地给各地的亲友写信,如果接到回信对他来说就非常愉快。有朋友来访也是如此。他最后来往最密切的是中国社科院专门从事新诗版本研究的刘福春,父亲对他甘于淡泊的敬业精神极表欣赏,很喜欢和他交谈。有一次他说要来而不知为什么没来,父亲一次次到大门外去等候,直到天黑下来才回到家里。他很喜欢看电视,我当时曾埋怨这未免浪费时间,因为知道他时间已经不多,应该用这时间多写点什么,但是他最后一年写的组诗《哑弦》就是取材于所看的电视内容,只是他在诗中把原始素材都隐去了。对于病卧家中的父亲来说,电视大约是他与他所关注的世界一声一息的最后联系罢。他在病中还为从前写的爱情组诗《给你》、《寄远方》、《梦的画像》和《远方梦》写了续篇,那些诗写的特别哀婉凄艳,而且真实细腻地描述了他当时的种种境况,包括对自己病情的体验,但都是只写了几首就中止了。父亲为他的诗集取名《失恋者》,记得当时曾有朋友表示异议,其实失恋者最是可以代表他一生的了,无论对他爱过的人,还是对他爱过的这个世界来说,最终他都是一个失恋者。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爱失去了对象,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只留下这些绝唱般的诗篇。想起这一层我很感悲悯,同时也觉得无奈。我只是想无论是某一个人,还是他曾经生存过的这个世界,对待他,对待他的感情,如果能稍稍留心一点儿,他大概也就好一点儿;然而这是困难的,或者竟是不可能的,至少直到他瞑目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他过去的朋友徐迟曾在文章中说过我痛苦地悼念的沙鸥是一个一生完整的沙鸥,他被我们不公平地冷淡过,不,简直是遗弃过的话,我很感激到底有人说了,但这样的话也让我很难过。

   父亲是这样的诗人:他写诗,同时他还研究他以及别人如何写诗,这两方面他都花了太大的精力——换个人,比方说我,这个精力恐怕或是没想到要花,或是想到了而不舍得花。我对此这样写过:他一生差不多只是做写诗这一件事,而这件事在我看来他是做好了的。直到病情恶化以后,谈到诗他还对我说:真奇怪,我的脑子一点也没有坏。去世前一天我与他切磋他的诗选的篇目,决定取舍时他还是表现出一种对诗的本质上的理解。他始终能很清楚地分别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不好的诗,而他对好诗之所以好总有非常准确细微的把握,这是我对作为诗人的父亲最感钦佩的。他去世后我对亚非兄说过他对诗的体会和研究乃是绝学,他的《写诗论》没写出来,大概也就没人能写。《庄子》里常说人把一项技艺做到极致那就是道,父亲写诗可以说是得了道了。或者要嫌我这话是夸张,我还是要说别人大概不花他那个无时无处不想的功夫。他在医院里做化疗那么难受还在写诗,病房夜里关灯,他摸黑写下草稿,次日看见字都叠在字上。最后病危了还口述组诗《无限江山》让我记录,白天我不在他就一遍遍背诵以免忘记,给我念的时候常常哽咽落下眼泪。当时在朝阳门医院那个简陋的病房里,我看着他人已瘦得脱形了,我知道他的一生就这样要结束了,我就想,您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父亲生前我总是督促他写作,因为爱惜如此才华;他去世以后我体会着他那已永远逝去的生命,我又觉得或许这才是最可关怀的,虽然才华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当生命结束,才华就是生命唯一的延续。生命与生命的创造,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这问题现在我也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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